林曙光专访：养生不止于身体，更涉及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大会主席林曙光教授

我国慢性疾病流行面临挑战，防治有据可依

 

记者：您认为要实现健康中国这一宏伟目标还面临哪些挑战？有何可行之策？

 

林曙光：中国数十年的低生育率、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深刻影响了国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所生存的环境影响。比如，我国国民总体力活动量大幅下降、食盐的摄入量超标、水果蔬菜的摄入量较低、谷类食物摄入明显下降和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另外，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大国等等。

 

这些行为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慢性病的流行。当前中国处于人口健康转型阶段，慢性疾病的直接、间接负担呈明显的加速趋势, 主要危险因素处于失控状况，潜在危险日益严重。但是，包括心血管病在内的慢性病防治，已经有了充分的科学证据，慢性病的主要病因是已知的，如果消除了这些危险因素，至少80%的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40%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在科学证据层面，没有争议。

 

然而，我国慢性病的医疗需求远超医疗卫生系统的服务能力，直接导致我国“看病难与住院难”、医患关系紧张，并时常引发相关群体事件, 破坏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当前的医学模式和结构根本不能有效应对慢性病“井喷”的严酷现实。在短短三十年内，慢性疾病开始流行，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没有做好准备：在卫生资源配置上，医务人员多集中在大中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薄弱；在医学模式上，医生常常关注疾病的治疗，忽视了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控制，忽视了把医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广大人群防控的社会行动。

 

中国心血管病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已达到5820.55 万人年，约占全球心血管病总DALY 的20%。而且较之20 年前增加了28.5%。中国还有肥胖人群有1.2 亿，超重有3.05 亿，高血压2.6 亿，高胆固醇3200多万，糖尿病9600 多万。目前中国医生的数量和主要职能而言，这一群体显然不能承担健康中国之重。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慢性病高发的根本问题是环境的巨变，遗传因素对于高血压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极其微弱。应对慢性病，我们需要转变生物学视角，需要毅力和创新精神来改变社会。未来的创新不是生物学技术的创新，而是社会学的创新。

 

谈及可行之策，我觉得完全可以吸取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经验。当前的情况其实与刚开始建国的时候何其相似。在建国初期开展群众的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新形势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也需要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健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遵循慢性病防治的规律，把爱国卫生运动转向慢性病的防控。

 

中国的系统性创新尚缺乏变革的力量

 

记者：以“健康中国”为发展目标，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您认为必将涉及哪些行业的转型与创新？

 

林曙光：“健康中国”这一理念不仅涉及水土污染、雾霾等问题的处理，也涉及各种消费领域的问题，很多消费是与健康息息相关的，比如烟草、汽车、餐饮业和加工食品等，即使是学生的课程也与健康息息相关。对于健康产业的推行，如果不能形成合力，社会不同组织协作，借助各部门力量推动健康服务等策略，仅仅以卫生部门作为实施者，“健康中国”也只是空想而已。

 

中国迫切需要多种层次的创新。但医学创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创新是技术创新，主要指发明一种新药、一种器械治疗，或一种新的理念，从而使更多人获益。比如屠呦呦发明青蒿素，潜在获益人群可能有数十亿人。

 

第二种创新是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实现以前可能办不到的事情。比如，目前马云的阿里巴巴，做到了网络购物平台，在线挂号等等，这些都是新的组织形式。第三种创新是系统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由国家或学会组织实施，制定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

 

这三种创新分别由不同类型的人来实施，第一种创新是由科研人员生成；第二种创新主要是由社会人员，尤其是企业完成的，属于大众创业。第三种创新是由政府、行业协会等组织完成，需要行政力量和社会动员。

 

中国的问题是第一种创新工作由于国家的重视，正在逐渐得到加强，科研的投入增多，竞争力不断增强。第二种创新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但受政策制约。而关于系统性创新，目前尚缺乏变革的力量。中国医疗卫生改革迫切需要第二种和第三种创新，这两种创新才是保证“健康中国”能否实施的重要保障。美国和日本曾立法和实行国家健康战略，这些手段都值得我们借鉴。

 

养生先要养心

 

记者：在“生物—心理—自然—社会”这种新的医学模式下，该如何定义健康？

 

林曙光：健康一词来源于国外。国外对于健康常用“保健”，顾名思义，就是保护健康；而中国传统上常用“养生”一词，传统养生不止于身体，更涉及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中国的养生智慧以追求个人与自然及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谐一致为目标。医学进入了“生物—心理—自然—社会的模式”，我认为，以生理机能为特征的身体健康，以精神情感为特征的心理健康、以社会生活为特征的行为健康和以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健康，健康人格、健康体魄、健康社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对“健康”较为全面的论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形成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盛行的文化，人们为追求物质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底线失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普遍缺失，暴戾之气蔓延，这些无不损害了我国居民的健康。

 

中国的传统观念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倡情绪乐观，节制各种过分的声名物欲，避免过分、不正当的思虑。注重内心的调和，保持快乐的心境。

 

大量的研究证明，疾病与人的性格密不可分。人的性格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又影响了心血管的危险因素，继而引起疾病。乐观、开朗、善良和有生活目标等品质的人得病更少，也更长寿。

 

中国文化对人的精神健康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把人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理解，认为人的精神健康是个人与他人或环境相互交流的过程。认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成长的必然。一方面要坦然接受，另一方面则强调进取，以实现内外相合的“和谐”状态。

 

我认为，没有精神健康，也就不会有身体健康，更不会有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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