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A子刊：让抑郁症患者“安居”和“乐业”

医脉通导读

本项横跨不同抗抑郁治疗类型、基于抑郁症患者个体数据的meta分析显示，即便已调整抑郁特征及人口学因素，无业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仍较在职患者高27.6%，相当于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DI-II）总分高4.2分，不仅有统计学显著意义，也有临床显著意义。

即便已调整抑郁特征及人口学因素，自己拥有房产的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仍较“其他居住状态”的患者低17.6%，相当于BDI-II总分低2.9分，不仅有统计学显著意义，也有临床显著意义。

患者的基线财务状况及最高受教育程度也与抑郁症预后有关，且独立于抗抑郁治疗类型，但这些相关性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不复存在。

本项研究强调了“安居”和“乐业”对于抑郁症预后的重要意义。帮助患者获得或守住一份工作，或实现稳定的居住状态，有望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为抑郁症患者带来双重额外获益。

————————

医脉通编译，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证据显示，很多基线因素可预测抑郁症转归，包括抑郁症状严重度、抑郁病程、是否共病焦虑或惊恐障碍、抗抑郁药治疗史、婚姻状态、社会支持等，且与抗抑郁治疗方式无关。即便如此，抑郁症预后的大部分差异仍无法被解释，提示人们针对这一课题的认识仍明显不足。

社会经济因素与抑郁症的患病率相关，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然而，社会经济因素是否与抑郁症的预后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并且，“社会经济因素”是一组复杂的概念，涉及就业、居住、经济、教育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与抑郁症预后的相关性是否存在差异，同样有待澄清。

研究简介

在这一背景下，伦敦大学学院Joshua E. J. Buckman及其合作者开展了一项系统综述及基于患者个体数据的meta分析，旨在评估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与初级保健机构成人抑郁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以及这些相关性在调整其他预测因素后是否仍然成立。该研究3月9日在线发表于JAMA Psychiatry.（影响因子 21.596）。

研究者系统检索了Embase、国际药学文摘（IPA）、MEDLINE、PsycINFO、Cochrane CENTRAL数据库2021年10月8日前收录的相关随机对照研究。入组研究纳入的均为主动寻求治疗的16岁及以上单相抑郁患者，使用修订版临床访谈量表（CIS-R）评估了这些患者的抑郁及焦虑症状，并采集了至少一类基线社会经济因素数据。排除标准包括继发于人格障碍、精神病性障碍、神经系统疾病的抑郁，双相抑郁或精神病性抑郁、儿童青少年抑郁等。

经检索，以下四组社会经济因素拥有至少两项随机对照研究数据：

▶ 就业状态（9项研究，4,864人）：包括在职（全职/兼职）、无业（正在求职中/因病无法就业）、未寻求就业（全职父母/学生/退休人员）。

▶ 居住状态（8项研究，4,397人）：包括自己拥有房产（包括按揭还贷中）、租房、其他居住状态（与家人或朋友共同居住/无家可归/住在收容所）。

▶ 财务状况（7项研究，3,656人）：包括良好、勉强维持、困难。

▶ 最高受教育程度（8项研究，3,689人）：包括大学及以上、高中、初中、其他。

研究主要转归指标为基线后3-4个月的抑郁症状。针对上述每个社会经济因素，研究者均试图调整抑郁严重度、共病、病程、治疗史等抑郁特征因素，以及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其他人口学混杂因素，并开展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旨在评估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与抑郁预后的独立相关性。具体研究设计及统计学分析方法详见原始文献（开源）。

研究结果

共有9项研究被纳入最终的meta分析，共4,864名患者，平均年龄42.5岁（SD 14.0），女性67.4%；研究总体质量较高，偏倚风险较低。核心发现如下：

就业状态

即便已调整抑郁特征及人口学因素，无业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仍较在职患者高27.6%（95% CI, 19.6%-36.1%），相当于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DI-II）总分高4.2分（95% CI, 3.6-6.2）。这一差异不仅有统计学显著意义，也有临床显著意义。

基线后6-8个月（30%）及9-12个月（37%）的抑郁症状评分模式与3-4个月类似。

居住状态

即便已调整抑郁特征及人口学因素，自己拥有房产的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仍较“其他居住状态”的患者低17.6%（95% CI, 6.4%-30.0%），相当于BDI-II总分低2.9分（95% CI, 6.4%-30.0%）。这一差异不仅有统计学显著意义，也有临床显著意义。

基线后6-8个月及9-12个月的抑郁症状评分模式与3-4个月类似，但置信区间更宽。

财务状况

未调整抑郁及人口学因素时，财务状况困难的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较财务状况良好的患者高30.2%（95% CI, 18.5%-43.2%）；仅调整抑郁特征时，上述相关性减弱但仍然存在（11.3%; 95% CI, 3.1%-20.1%）。

然而，进一步调整就业状态因素后，财务状况与抑郁预后的相关性失去了统计学显著意义（5.2%; 95% CI,−3.0% to 14.1%）。

最高受教育程度

仅调整抑郁特征时，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下的患者基线3-4个月后的抑郁症状评分显著高于大学及以上患者；受教育程度每低一个单位，评分升高6.5%（95% CI, 2.1%-11.1%）。然而，进一步调整其他混杂因素后，上述相关性则失去了统计学显著意义（1.0%; 95% CI,−3.2% to 5.5%）。

调整抑郁特征及人口学因素后，基线后6-8个月及9-12个月的抑郁症状评分与受教育程度无相关性。

敏感性分析未显著改变主要分析的结果。

临床启示

本项研究是首项横跨不同抗抑郁治疗手段评估社会经济因素与抑郁症预后相关性的meta分析。简言之，研究结果强调了“安居”和“乐业”对于抑郁症预后的重要意义——处于上述状态的抑郁症患者的预后显著更优，且这种优势不仅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同时也超过了临床显著意义的阈值。另一方面，财务状况及受教育程度也拥有独立于抗抑郁治疗的转归预测价值，但预测效应在调整其他混杂因素后不复存在。

抑郁症的干预不仅仅只有药物，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同样需要考虑在内，其中就业及居住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帮助患者获得或守住一份工作，或实现稳定的居住状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功能水平及抑郁症状，本身就可以被视为“良药”；此时，患者也更容易参与心理治疗及药物治疗并从中获益，相当于双重的额外获益。

文献索引：Buckman JEJ, Saunders R, Stott J, et al.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reatment Prognosis for Adults With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Meta-analysis. JAMA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March 09, 2022.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2.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