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尊友：全民参与，迈向零艾滋
2021-11-30 14:52:52来源：张磊 健康报阅读：169次
“有个奇怪的病人。”1981年1月的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研究人员悄声对同事说道。随后，这名“奇怪的病人”被证实是全球首个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由此，开启了人类与艾滋病病毒的不懈斗争。
40年，弹指一挥间。面对HIV这个狡猾的病毒，人类在检测技术、新药及疫苗研发、防控策略等领域不断改进和提升，零艾滋的目标也愈发可期。同时，我国艾防事业也从步履蹒跚到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新发感染者中吸毒人员占比已降至1%，母婴传播已基本阻断。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不惑之年的艾防事业也将再出发，稳步迈向零艾滋时代。
本报开设“关注抗‘艾’40年”专栏，今天推出第一篇《吴尊友：全民参与，迈向零艾滋》。
“时代在变，艾防的重点也随之演进。”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已经与艾滋病打了30年交道。他坦言，当前，我国新发感染者中性传播比例已达98%。这意味着，艾防已成为一场触及人性的战争，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也意味着，防控难度更大，需要付出更大的韧性和耐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艾防，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稳步迈向零艾滋的目标。”
01 破冰高危人群干预
1991年，吴尊友被原卫生部选派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博士学位，其导师的研究方向正是艾滋病防治，由此开启了他与艾防事业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见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我很震惊。”吴尊友回忆，在《艾滋病：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课程上，授课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坦言自己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吴尊友首次见到感染者，“我当时的印象中，艾滋病是很可怕的，但眼前的这位感染者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与想象中相差巨大”。
随着学业的深入，吴尊友认识到，艾滋病的感染途径明确——经血传播、母婴传播以及性传播，采取行为干预等一系列措施，艾滋病完全可防可控，感染者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学成回国后，吴尊友将重点放在了艾滋病行为干预，在高危人群中开展防治试点。在他的推动下，我国于1996年启动了第一个娱乐场所艾防干预项目，提高性工作者的艾防知识知晓率及安全套使用率。
“一开始，并不顺利。”吴尊友说，高危人群对研究人员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一次，吴尊友当面请失足妇女对艾防知识宣传画草稿提建议，但任凭他怎样解释，对方依然不理不睬。中午，这些失足妇女闷头吃饭，被晾在一边的吴尊友说了声“我也饿了”，抓起桌上的包子就吃，并用她们的纸杯倒上水就喝。一瞬间，双方的距离被拉近。此后，对方改变了态度，认真听吴尊友讲解，看他设计的宣传画草稿，告诉他哪里没看懂，哪里不明白。吴尊友则一边听，一边修改，直到她们全部看明白为止。
20世纪90年代，静脉吸毒是国内艾滋病的主要感染途径。1997年，在吴尊友等人的建议下，我国首次尝试向吸毒者介绍安全注射技术和减少危险注射措施，并于1999年首次在全国开展针具交换试点，取得了危险注射行为下降50%的成果。
此后，在卫生、公安等多部门协同下，在吸毒人群中推广美沙酮维持疗法，仅在2006年，全国美沙酮门诊由不到60个增加到320个，治疗人数从不到5000人增加到4.6万人。经过十余年坚持，基本控制了我国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这一做法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认可，将其作为艾滋病防治的典范在全球推广。
02 扩大检测成关键措施
扩大检测及早发现感染者，是艾防的关键措施之一
2004年前，国际上采取自愿匿名检测的方式，我国也效仿之。但多年的艾防经验让吴尊友深感，这种被动的防控措施无异于守株待兔，“对于传染病防控而言，不能将隐私绝对化，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
于是，在卫生行政部门支持下，吴尊友等人在疫情严重的局部农村地区进行了积极检测试点工作，检测采取初筛匿名、初筛阳性实名的方式。同时，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法》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感染者的隐私权。
试点工作证明，积极检测能够促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为了更好地发现更多感染者，卫生部积极推动对既往有偿献血者、吸毒者、失足妇女、男男同性恋者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病毒主动筛查，取得了良好效果——发现了更多的既往感染者，知道了感染者联系方式便于提供治疗服务，对感染者采取措施防止传播等。
尽管当时有很大的争议，但在此后的数年里，吴尊友借助联合国大会、世界艾滋病大会等各种平台，介绍中国的这一做法，并在《科学》杂志上刊文，介绍检测发现感染者对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意义。最终，国际上逐步接受并采纳了中国经验。201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3个90%的防控策略目标，其中第一个90%的防控策略目标就是通过扩大检测使90%感染者被发现。为此，规划署的部门负责人还专门给吴尊友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明确表示借鉴了中国扩大检测的经验，并称赞了这一做法。
吴尊友坦言，艾滋病防治是一项政策性强、科学性强的工作，“我最看重的，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以及百姓的防控行为”。
2003年，我国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走出困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尊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仍在上升。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他发现了问题所在，“从初筛HIV阳性到吃上免费药物，患者一般经过要2～3个月，流程过于复杂，延误了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随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试点一站式服务，优化艾滋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程序，从诊断到治疗的时间由原来的两三个月缩短到十天左右。新诊断的患者一年内的病死率一下就减少了62%。此后，该措施上升为国家防控政策，在全国推广，使得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中受益。
03 从重点人群到全民参与
2005年盛夏的一天，北京某宾馆会议室。
会场内，8名受邀者均为男同艾防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除了吴尊友等业内专家，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相关负责人也参加会议。“当时，卫生行政部门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中的艾防问题，但详细情况还需听取社会组织的介绍。”吴尊友说。
彼时，男同群体的感染率缺乏数据支撑，虽有小样本的抽样调查，但方法不一，结果差别较大，参考性不强。会后，中国疾控中心在61个城市开展了对近4万人的调查，这也是全国首个规范的男同染艾率的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结果：4.9%。”吴尊友说，这一数字让他看到了更多潜伏的问题。首先，当某个群体内的感染率达到5%时，意味着有向一般人群蔓延的风险。对男同群体而言，会通过性传播途径，向跨性别人群、同妻等群体传播。其次，社交软件等也促进了这一人群的沟通和联系，加大了传播风险。据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对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的行为干预。
吴尊友强调，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患者中，异性性传播仍占大头。因此，公众切不可误认为艾防只是男同等重点人群的事，“性传播为主，意味着涉及所有人，需要全民共同参与”。
展望未来，吴尊友表示，随着检测、治疗手段不断提升，艾滋病已逐步变成了“慢性病”，这意味着感染者的寿命可与正常人相近，感染者也因此提高了面对生活的信心。但他同时强调，所谓“慢性病”，是针对感染者个体而言，作为传染病，艾滋病并不“慢”，尤其在当下以性传播为主的阶段，艾防已成为一场触及人性的战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稳步迈向零艾滋的目标。”吴尊友说。
40年，弹指一挥间。面对HIV这个狡猾的病毒，人类在检测技术、新药及疫苗研发、防控策略等领域不断改进和提升，零艾滋的目标也愈发可期。同时，我国艾防事业也从步履蹒跚到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新发感染者中吸毒人员占比已降至1%，母婴传播已基本阻断。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不惑之年的艾防事业也将再出发，稳步迈向零艾滋时代。
本报开设“关注抗‘艾’40年”专栏，今天推出第一篇《吴尊友：全民参与，迈向零艾滋》。
“时代在变，艾防的重点也随之演进。”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已经与艾滋病打了30年交道。他坦言，当前，我国新发感染者中性传播比例已达98%。这意味着，艾防已成为一场触及人性的战争，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也意味着，防控难度更大，需要付出更大的韧性和耐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艾防，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稳步迈向零艾滋的目标。”
01 破冰高危人群干预
1991年，吴尊友被原卫生部选派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博士学位，其导师的研究方向正是艾滋病防治，由此开启了他与艾防事业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见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我很震惊。”吴尊友回忆，在《艾滋病：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课程上，授课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坦言自己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吴尊友首次见到感染者，“我当时的印象中，艾滋病是很可怕的，但眼前的这位感染者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与想象中相差巨大”。
随着学业的深入，吴尊友认识到，艾滋病的感染途径明确——经血传播、母婴传播以及性传播，采取行为干预等一系列措施，艾滋病完全可防可控，感染者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学成回国后，吴尊友将重点放在了艾滋病行为干预，在高危人群中开展防治试点。在他的推动下，我国于1996年启动了第一个娱乐场所艾防干预项目，提高性工作者的艾防知识知晓率及安全套使用率。
“一开始，并不顺利。”吴尊友说，高危人群对研究人员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一次，吴尊友当面请失足妇女对艾防知识宣传画草稿提建议，但任凭他怎样解释，对方依然不理不睬。中午，这些失足妇女闷头吃饭，被晾在一边的吴尊友说了声“我也饿了”，抓起桌上的包子就吃，并用她们的纸杯倒上水就喝。一瞬间，双方的距离被拉近。此后，对方改变了态度，认真听吴尊友讲解，看他设计的宣传画草稿，告诉他哪里没看懂，哪里不明白。吴尊友则一边听，一边修改，直到她们全部看明白为止。
20世纪90年代，静脉吸毒是国内艾滋病的主要感染途径。1997年，在吴尊友等人的建议下，我国首次尝试向吸毒者介绍安全注射技术和减少危险注射措施，并于1999年首次在全国开展针具交换试点，取得了危险注射行为下降50%的成果。
此后，在卫生、公安等多部门协同下，在吸毒人群中推广美沙酮维持疗法，仅在2006年，全国美沙酮门诊由不到60个增加到320个，治疗人数从不到5000人增加到4.6万人。经过十余年坚持，基本控制了我国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这一做法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认可，将其作为艾滋病防治的典范在全球推广。
02 扩大检测成关键措施
扩大检测及早发现感染者，是艾防的关键措施之一
2004年前，国际上采取自愿匿名检测的方式，我国也效仿之。但多年的艾防经验让吴尊友深感，这种被动的防控措施无异于守株待兔，“对于传染病防控而言，不能将隐私绝对化，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
于是，在卫生行政部门支持下，吴尊友等人在疫情严重的局部农村地区进行了积极检测试点工作，检测采取初筛匿名、初筛阳性实名的方式。同时，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法》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感染者的隐私权。
试点工作证明，积极检测能够促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为了更好地发现更多感染者，卫生部积极推动对既往有偿献血者、吸毒者、失足妇女、男男同性恋者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病毒主动筛查，取得了良好效果——发现了更多的既往感染者，知道了感染者联系方式便于提供治疗服务，对感染者采取措施防止传播等。
尽管当时有很大的争议，但在此后的数年里，吴尊友借助联合国大会、世界艾滋病大会等各种平台，介绍中国的这一做法，并在《科学》杂志上刊文，介绍检测发现感染者对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意义。最终，国际上逐步接受并采纳了中国经验。201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3个90%的防控策略目标，其中第一个90%的防控策略目标就是通过扩大检测使90%感染者被发现。为此，规划署的部门负责人还专门给吴尊友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明确表示借鉴了中国扩大检测的经验，并称赞了这一做法。
吴尊友坦言，艾滋病防治是一项政策性强、科学性强的工作，“我最看重的，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以及百姓的防控行为”。
2003年，我国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走出困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尊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仍在上升。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他发现了问题所在，“从初筛HIV阳性到吃上免费药物，患者一般经过要2～3个月，流程过于复杂，延误了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随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试点一站式服务，优化艾滋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程序，从诊断到治疗的时间由原来的两三个月缩短到十天左右。新诊断的患者一年内的病死率一下就减少了62%。此后，该措施上升为国家防控政策，在全国推广，使得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中受益。
03 从重点人群到全民参与
2005年盛夏的一天，北京某宾馆会议室。
会场内，8名受邀者均为男同艾防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除了吴尊友等业内专家，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相关负责人也参加会议。“当时，卫生行政部门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中的艾防问题，但详细情况还需听取社会组织的介绍。”吴尊友说。
彼时，男同群体的感染率缺乏数据支撑，虽有小样本的抽样调查，但方法不一，结果差别较大，参考性不强。会后，中国疾控中心在61个城市开展了对近4万人的调查，这也是全国首个规范的男同染艾率的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结果：4.9%。”吴尊友说，这一数字让他看到了更多潜伏的问题。首先，当某个群体内的感染率达到5%时，意味着有向一般人群蔓延的风险。对男同群体而言，会通过性传播途径，向跨性别人群、同妻等群体传播。其次，社交软件等也促进了这一人群的沟通和联系，加大了传播风险。据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对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的行为干预。
吴尊友强调，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患者中，异性性传播仍占大头。因此，公众切不可误认为艾防只是男同等重点人群的事，“性传播为主，意味着涉及所有人，需要全民共同参与”。
展望未来，吴尊友表示，随着检测、治疗手段不断提升，艾滋病已逐步变成了“慢性病”，这意味着感染者的寿命可与正常人相近，感染者也因此提高了面对生活的信心。但他同时强调，所谓“慢性病”，是针对感染者个体而言，作为传染病，艾滋病并不“慢”，尤其在当下以性传播为主的阶段，艾防已成为一场触及人性的战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稳步迈向零艾滋的目标。”吴尊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