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面对面》专访院校长王辰院士：上医当为国

记者：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奥密克戎的变异株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病例，作为曾经深度参与过病毒防控的医生，当病毒发生一代一代变异，你们密切关注它的什么？ 

王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病毒的变异和变异产生之后的稳定性”。这个病毒是一个很聪明的病毒，我们说它是“完美级病毒”，它很懂得如何去生存和适应自身，而它的生存和适应的方式必然是传播性增强，致病率降低，在体内存活时间长一些，这就是它进化的方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有所谓的真正精确时间上的“预言家”。

记者：因为变量太多了。

王辰：太多，太难以把握，而且是不可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变量是多元的，产生了无数种的变量结果。造成了无数可能性，很难预测。

记者：当每一代变异株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观察第一例和继而出现的这些病例。

王辰：第一，观察病毒本身的变异情况，另外，观察病毒感染人体后所造成的相应变化，包括对人体的感染性、人体之间的传播性、在体内存活的时间、对人体的致命性等，这是对病毒关注的几个方面。

记者：说到医学科研对于病毒的研究，我们已经与它共存了两年，作为医学科研人员，对这个病毒，现在我国对它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王辰：进行中，因为一个新的病原出现后，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需要比较长期的过程。尤其对于一个新的病原，它处在变异中和进化中的状态时，因为它没有稳定下来，病原造成的被感染体，就是宿主，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在互相的适应和变动中，所以现在我们尚未掌握这个病的规律，它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

记者：两年了还没有稳定？

王辰：实际上，两年时间对于一个新宿主的适应期并不是太长。去年（2020年）4月在武汉时，就开始有人谈“后疫情时代”了，我说：我们还处在疫情时代，别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只是对这个病毒还缺乏想象力。

记者：假设我是一位患者，您是一位医生，我去找您看病的话，我关心和评价您是不是一位好医生，标准就是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能不能让我以后不发病，这就是病人的评价标准。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经过疫情之后，再来定义一个好医生，什么是好医生？

王辰：既要看到我在床上躺着如此危重的病人，还要考虑到他的家庭、社会环境、国家民族，这就是医生和医学界应当考虑的问题。

记者：每一位医生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不仅应该关注对面这个人，还应当想到他所代表的群体。

王辰：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所从事的专业叫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照顾是不厌其精、不厌其个性化的，医学上叫个体化医学，乃至叫基因水平的精准医学，每个人和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健康经常被狭义的理解为身体强壮、不得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健康包括三个方面含义，第一是身体健康，也叫生理健康。第二叫心理健康，不仅仅是不焦躁、不焦虑、不精神分裂，还得平和、愉悦。第三叫社会适应，其实有更广博的含义，社会适应是人际的，我们两个之间你健康、我健康，我们还得能够和谐相处。

健康还有第四个含义，我们叫环境友好，英文可以叫做Environmental well-being，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人不过度的攫取和破坏自然，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大健康的含义就是人全面的健康，更是一个群体乃至人类整体群体的健康。实际上是以群体乃至人类健康效益的最大化，以及这种效益的长远化作为追求的一门医学体系，这个体系叫做群医学。

王辰：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就是基于群医学的医学原理，所采取维护群体的健康，来追求群体健康效益最大化的行动，叫做公共卫生。这个公共卫生在我们国家就是经常被片面的理解和思维，好像这是疾控中心的事情，和其他部门关系不大，绝对不是这样的。公共卫生和医学一样，都是从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再加上对健康人的健康促进，从这六个方面来增强和维护健康的。

记者：对于医生来说，我就是坐堂行医。我不会迈出我的工作范围，“我不让你得病”好像不是医生的工作。如果说到卫生这一块，未来经过这一次疫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医生的工作往前再走一步？别等着它来，我让它别来。

王辰：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也是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应当意识到的。目前我们国家是把预防和诊断、治疗分割开的，实际上我们有关部门提出所谓“医防结合”的情况，都是把医和防先变成独立的东西，再去谈结合了。

现在，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体系一定要强健起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但什么是公共卫生体系？我们谁来承担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得不说，在现在有些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些医学界的人士观念里面，把这个事情小众化了、局限化了。

在连续三年的两会上，王辰都提交了建议设立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提案，从而加大对医学健康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并设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王辰认为，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国家必须加强投入。

王辰：2019年，世界银行公布过各个国家经过比对之后的卫生投入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的推算，经过各个国家的equivalence对等校正之后，我们国家投入了GDP的5.4%，其中政府投入2.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卫生投入占GDP的9.9%，其中政府投入占5.9%。9.9%对5.9%、5.4%对2.9%。

对于卫生的投入不可以视为一种消耗，如果是成本的话，是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成本，与人终极利益密切相关的这种社会投入叫best buy——最佳的投资。

我们整个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以提升医疗质量，维护好人民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为主线的，而不只是斤斤计较于一些所谓控费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是营养不良的人，以节食为处方，根据是他掉了几个面包渣，是造成了局部的浪费的时候，在整个我们未来发展上会形成障碍、会造成我们判断的失误、会形成我们方向的错误，而在觉察的时候，我们已经又落后了。

记者：您在毕业生的典礼上说过两个字，我的学生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不能做这样的人，不能做有这两个字的人，一个是“虚”，一个是“私”，要做心里有公，做事要实的人，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上会特别说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那类人？

王辰：讲这话的时候，我本来不想讲，但最后想着这也算是所谓的“最后一课”了，心里最关键的话、最需要像家长叮嘱孩子一样的话，应当就是这两个字。所谓“私”和“虚”字，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带有一定的比例的，这个比例在人群中还不太低的现象。

人都有私的时候，人也有虚的时候，但这个比例要控制住，一定在关键问题上主要体现的是公，不能是个“私”字，做事一定主要是个实字，而不是个“虚”字。“私”字表现出来的时候，他马上思考问题就是功利性的，他想什么事都是“这个事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事情我会特别得罪人、这事情能让我得到什么，我怎么能够以这个事半而功倍”，这真正是功利性的思维方式。

记者：医生也是人，为什么医生不可以这样想？

王辰：医生的职责所系。你所谓骨子里内心的“私”字，一动的时候变成功利性，包括在医疗行为上，变成功利性就很可怕，而真正的表现出来的时候，行为上的就是一个虚字，这个虚字就是表现出“表演性做事情”，不追求所成。

出任协和医学院校长半年之后，2018年7月，协和医学院创立“4+4”医学教育模式，与国际先进的医学教育接轨，并提前开设了试点班。4+4中的第一个“4”，是在本科教育阶段，学生们可以分布在各学校学习各自专业，比如文学、生物、哲学、法律等。这些来自不同专业且在大学期间产生学医愿望的人，在本科教育阶段完成一定的生物学、有机化学等医学预科课程，并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之后，再接受4年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毕业时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王辰希望，“4+4”制度能培养多学科融合的顶级医生。

王辰：学医的学生本身的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单纯，就是医学院所教授以生物学为主，兼用其他医学知识和医学体系，每个学生的思维方法有很大不同，相比理工科，学文科的会忍不住往人文关怀、人文思维方向去思考，学生物的会很关注生命科学的机制，学法学的会从法律角度面对医患关系、日常行医，学法的在面对医患关系，或者将来参与制定医师法、卫生法工作的时候，会想怎么更好地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记者：您是要培养一个出色的医生，还是要培养一位出色的医学方面的学者？

王辰：兼备，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医生本身就是学者。

记者：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作为一名患者，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不会去想他有没有多学科的经验，只在乎你是不是足够深、足够精、足够尖，来治好我的病。

王辰：会的，这部分教育就是第二个“4”，第二个“4”就是医学院教育，医学院教育是通过甄选出来的前面那“4”中非常优秀的学生来学医，这些人用的是最先进的教学方法，所谓器官-系统-功能三者整合的模块式的教学方式。

记者：您一直强调，医学生不仅仅要学医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多学，人学、至学，您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些多学的存在？

王辰：德为才之帅，有了才，这个才能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发挥出来，能不能产生正面的效果，都是德所决定的。没有以德率之的话，这个才能会出偏差。所以始终不能忘却和强调的第一点是“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第二点才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而德和才兼备是根本的，所以缺一不可。

记者：但是您对学生的要求不止步于此？

王辰：是的，协和的校训是尊科学济人道，而协和的校风呢？我想应该是悲悯、专注、自省。

记者：这么多年来，这三个词您是怎么理解的？

王辰：第一，所谓“悲悯”是什么？就是仁爱之心，而且医生要有等视众生之心，见到弱者的时候，见着需要扶助者的时候，特别是人处于疾病状态、人最无助状态的时候，医生要陡生、顿生、常生悲悯之心。

第二，“专注”，你知道医生看病的时候，容不得心有杂念，容不得心有旁鹜，必须心无旁鹜的去面对，尽他的全部的能力所及聚焦在病人身上，能够把他治好。

第三，要“自省”。像张孝骞先生所讲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越年资高的大夫就越懂得害怕，就越知道这可能随时会出错。而且医学又是一个最不容错的、超越航空级不容错的一个行当，所以时刻想着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膨胀、不要犯错误。

庸医之害，甚于无医，在疾病状态下，宁可没大夫，不可能由庸医把事情搞反了。

王辰始终认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绝不局限于卫生健康部门或卫生健康行业一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包括卫生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大健康。

王辰：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提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每次听到这个，我心里很感佩，我第一次听到总书记讲，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候，我心里一抖，觉得是点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脑门说的。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联想？

王辰：因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担负着国家医学科技发展责任，而总书记在2016年的又明确地给中国医学科学院提出要求，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

我明年就60岁了，经过这学医、从医、传医四十多年的感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向社会讲这个话，去动员社会，去进言、去影响、去灌输给学生和相关的人，让他树立观念，进而采取切实的行动。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人民福祉是高度相关，是最直接相关的医学卫生健康事业。

记者：您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上，能看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感，您也能意识到发展的前途。

王辰：我一定要检讨自己是不是因为学医的、从事卫生工作，所以我很偏狭，医学院叫做“管状视野”，只看到了自个这一块并夸大，但经过思考，据我有限的所有的公正，所有的智慧和良心所及，我恰恰替人类、替我们的民族、替我们的国家、替民众看到了这一点，我有唤醒众生，去能够形成社会共识，来真正地使社会各界、使人民、使国家、使人类、使世界、使星球能够得其所的这样一个责任，人类需要这样一种前瞻性的思维。

记者：当您内省自己之后，觉得这是一个与公众有关，与所有人有关的事情，您有很大的急迫感，但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您会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各种掣肘，各种制约，也就是说您想做、知道应当怎么做、但是现实无法做到的时候，您会是什么感受？

王辰：首先是尽己所能，居庙堂之高，一定是要忧国。你是国家赋予责任的人，这不是你的权力，而是你的责任和使命，这时你就必须选择去做，尽己所能，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然后在方式方法上尽可能的去撬动、去影响关键环节，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追求行动使这个民族得其完美，进而在世界、在人类能够实行示范效应，使中国真正成其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