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ICC2023第一直播间 | 聚焦基础与转化研究“心”前沿，助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

编者按：2023年9月7-10日，第34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GW-ICC 2023）暨亚洲心脏大会（AHS 2023）在北京盛大召开。以“长城”之名，凝聚领域力量，汇聚优秀专家学者，长城心脏病学大会组委会与医脉通携手打造第一直播间，邀请领域内学术大咖做客，聚焦最新前沿进展，分享新鲜学术资讯，探讨备受关注的临床问题，传递丰硕的学术成果，畅想“多彩长城”！8日至10日，历时3天，共举办了16场高质量的第一直播间访谈，内容涵盖心力衰竭、血脂异常、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瓣膜病、肺血管病等心血管疾病，更有人工智能、临床和基础研究、患教科普等热点话题讨论，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在“基础与转化研究‘心’前沿”主题访谈中，我们邀请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季勇教授、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大学马新亮教授和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曾春雨教授共同做客第一直播间，畅聊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关系、我国基础研究现状以及如何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等话题，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贡献力量。

从左至右依次为：季勇教授、马新亮教授、曾春雨教授

访谈要点

季勇教授：

基础研究是科研创新的源头，加强基础研究也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嘉宾，您们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的作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间存在怎样紧密的关系？

马新亮教授：

我认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间是“修桥”和“铺路”的关系。基础研究是“修桥”，临床研究是“铺路”，基础研究的创新程度高于临床研究，但也离不开临床研究。没有路，修桥自然也失去了价值；只有路没有桥，便永远无法去达河的另一面。因此，虽然基础研究的创新性更强，但其一定要以解决临床研究问题为目标。临床研究创新性虽较弱，但可以通往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

此外，我想讲下创新的重要性。目前困扰大家较多的是“卡脖子”问题，其多发生于基础研究中。临床研究是全人类共享的，因此较为简单，要想解决“卡脖子”问题，就要从基础研究做起，从源头做起。

季勇教授：

基础研究一定要围绕临床研究，以回答和解决临床问题，并以提高诊疗水平为根本目标。

曾春雨教授：

我非常同意马教授的观点。基础研究往往耗时较长，从转化到临床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目前新药研发等临床开拓性工作美国均较为领先，因此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促进我国医药行业发展。

对于马教授提到的“卡脖子”问题，其实包括芯片在内的很多问题，它不单单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前期均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投入。因此，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千秋万代的事业，只有从现在开始做好，才能在多年后得到成果反馈。

季勇教授：

接下来想请教曾教授，在心血管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的研究者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是您认为较为重要的研究？

曾春雨教授：

一方面我在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是临床医生，因此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是我较为关注的内容。目前我国非常鼓励原创探索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设立了专门通道，原创探索项目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受理。

随着国家、各级政府投入的加大，企业参加积极性的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现已经全面开花，已有大批科研人员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等领域进行基础研究的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果。如陈义汉院士，发现了第一个人类房颤致病基因。近期，陈院士又发现心脏中存在谷氨酸递质，这些递质可以作为重要的治疗靶点。

我本人从事高血压相关研究，对于高血压防治（如限盐）以及高血压特点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也很高兴可以看到，随着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开展，我国脑卒中迎来了新的拐点，存活率大幅提升。我相信，随着防治工作的开展，以冠心病为代表的心血管疾病也会迎来新的拐点。

马新亮教授：

以《Circulation》为例，《Circulation》是心血管领域最顶尖的期刊，既往很少见到中国基础研究的身影，但现在每期都有来自中国的声音。其中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季教授团队，也想请季教授讲一讲，您接下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有哪些，以及这些研究日后可能有哪些应用？

季勇教授：

基础研究是推动临床实践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基础研究，临床诊疗便很难创新。目前我国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干细胞治疗。随着基础研究的推进，发现干细胞主要作用于内源性的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进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新生增殖及血管侧支循环的建立。这一研究结果也推动了临床诊疗手段的改变及诊疗水平的发展。

我们团队主要从事蛋白修饰及心脏功能影响相关工作。在大量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对心脏功能起重要作用的新靶点，但其是否有效，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探索。但在我们团队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部分靶点在其他疾病中已被证实有效，并已有上市药品，因此我们团队采用了其他疾病领域中有效的成熟药物治疗心衰。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获批上市，并获得了中国、美国、韩国以及欧盟九个国家的专利授权。这种新用途药物研发上相对较为简单，且起效剂量阈值可能较其他疾病治疗领域更低。

通过这些典型的案例可见，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能够推动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教授谈一谈，在心血管领域，您对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有哪些展望？目前各类政策的支持及整体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对心血管领域的临床转化有哪些帮助？

曾春雨教授：

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有机结合是科研工作者和政府部门最为关注的话题。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是近年来推出的两类新药，虽然国内专家也进行了诸多基础研究的探索，但最终成果的转化均在美国完成。

对于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创新转化投入较大且具有一定风险。目前国内企业多认为仿制药才是较为稳妥的方式，因此将大量工作投入在仿制上，进而限制了我国的创新。因此，在国家层面，要加大对创新转化的支持力度，进而催生中国新药和新器械的研发，并造福更多患者。

马新亮教授：

今年孔炜教授团队发表在《Circulation》题为“Peptide Vaccine Against ADAMTS-7 Ameliorates Atherosclerosis and Postinjury Neointima Hyperplasia”的论文获美国心脏协会Joseph Loscalzo年度最佳基础/转化科学论文奖。我认为该文章之所以被评为最佳论文，是发现了此项研究的临床转化前景。希望我国也可以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投入，使更多基础研究可以在我国成功转化。

季勇教授：

青年科技人才是全世界创新发展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很多新政策也明显向青年科技人才倾斜。曾教授作为非常优秀的临床专家，想请您谈一谈，对于青年医生，如何培养科研思维，如何开展高质量的原创研究？

曾春雨教授：

正如季教授所说，青年人是我国未来的希望。我国也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基金委、科技部等各层次均设立了各种形式的人才基金，这是推动我国青年人才发展及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目前国内大批青年人才渴望发展机会。我认为年轻人成长首先要具备吃苦精神，尤其在基础研究上要耐得住寂寞。所谓“十年磨一剑”，很多研究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有成果产出。其次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青年人需突破传统教育思维，打开思路，打开视野，不惧权威，勇于探索。只有开拓创新，最终才能真正产出有意义的成果。

马新亮教授：

对于青年人才培养我认为四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要有兴趣，没有兴趣无法做成基础科研；二是要聚焦，兴趣太广泛也无法做成基础科研；三是不惧权威，在学术上勇于挑战；四是诚实，敢于讲真话，以免丢失重要信息。这是我对青年人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