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 | 王建安院士：耕耘近40载 专注于“心”的救治

“不好意思，有个病人要抢救。我先去下。”

昨天上午，正在开会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心脏中心主任王建安接了个电话，迅速放下手中的笔，匆匆出了门。

当医生是王建安从小的理想，坐门诊做手术，可以直接救治病人，通过科学研究解决疑难杂症，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王建安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心血管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领域耕耘近40年，用良心和爱心，专注于“心”的救治，带给病人更多新的希望。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建安

心脏就像一栋房子，它有四个房间，瓣膜就好比是房间的“门”，无时不刻都在“开门”“关门”。时间长了，“门”就很容易坏，要么关不上了，要么打不开了。这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目前，我国65岁以上人群心脏瓣膜疾病患病率超过10%，预计2050年患病人数将超过4000万。同时心脏瓣膜疾病也有着高死亡率，以主动脉瓣狭窄为例，一旦出现症状，2年死亡率超过50%。

传统的治疗方案是做全麻开胸手术，让心脏暂时停跳，打开修复后再缝合、复跳，但这种方式不适用于一些年龄大或基础疾病多的患者。

2002年左右，国外有了新技术，不用开刀，通过介入的方式来修复瓣膜。如何让国内患者受益？王建安是首批将其引入国内并进行改造提升的医生之一。“我们注意到，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患者有将近一半是二叶瓣狭窄（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有很多病人钙化严重，瓣膜在挤压之后很容易滑下去或者弹出来，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怎么办？王建安决定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瓣膜产品和介入技术！

王建安在手术中

他把研发工程师请到手术台边观摩，研究器械的改进方法。经过一次次的设计、实验、改造，团队开发了适用于严重瓣膜病（如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的创新产品。2017年，80多岁的林女士（化名）因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住进了浙大二院，王建安亲自操刀，通过一根圆珠笔芯粗细的导管从患者大腿内侧将瓣膜精准地送入心脏，为病人安上了一扇新的“门”。植入林女士体内的这个人工瓣膜产品，正是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回收和精准定位的经导管人工心脏瓣膜。2020年，王建安团队产学研合作开发的新一代瓣膜产品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目前在全国市场三年平均占有率达到65%左右。王建安说：“大部分病人喘着大气进医院，接受我们介入式置换心脏瓣膜的手术后，第二天就能出院。”

创新的脚步没有就此停下。在实践的过程中，王建安发现了新的问题：“门”与“门框”不相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测量瓣膜“这扇门”的尺寸。传统的方法是通过CT成像来估算，王建安创新采用球囊扩张预测法，让“门”的尺寸更小、更贴合“门框”，这样一来植入更精准，手术安全率和成功率提高了，并发症也显著下降了。

这套更适合中国人的瓣膜和技术被称为“杭州方案”，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

想学医，想把医学好，是王建安打小的目标。大学本科的时候，他读书上瘾，如果手边没有书就浑身觉得不舒服，“教材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你随便举个例子，比如问急性胆管炎临床表现有哪些，我可以马上说出这是在《内科学》的第几页第几行。”

渐渐地，王建安发现要做一个好医生，光是“熟读经书”是不够的。什么情况下会痛？为什么出血多？是先放疗还是先化疗……他经常把老师问得答不上来。面对一个个危及病人生命健康的问题，王建安从研究生时期就开始了临床研究，他明白，医生要善于把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最终通过创新研究找到破解之道。

早年间的一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社总部的参观之行让王建安印象深刻，“他们对于临床试验证据的要求非常高，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这也让我对通过严谨的科学设计去解决临床问题有了新的启发。”

“多问一个为什么，也许你就离真理又进了一步。”王建安正是凭着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解开了心血管领域的一个又一个谜团。

例如，心脏支架需不需要植入就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这项技术问世的时候，适应症比较宽泛，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标准，”王建安说，“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急需规范支架的使用。严重的病变需要植入支架，轻的不用，这很清楚。那么处于临界状态的病变，何时需要干预还不明确，如何精准指导支架植入仍有待回答。”

围绕这项关键科学问题，王建安带领中外多家医学中心和多个顶尖医学团队开展了长达数年的随机对照研究，通过比较功能学指导的介入策略和影像学指导的介入策略，揭示了与影像学指导的策略相比，功能学指导的策略可以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显著减少介入治疗比例，继而可以减少21%支架植入。

这一成果为精准介入治疗提供了高质量的循证依据，开创了冠状动脉腔内功能学与影像学比较的先河，也成为中国人主导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第一个心脏介入研究，被欧洲心脏病学会官方杂志评为2022年全球心脏介入十大研究成果。业内专家认为，在冠心病患者日益剧增、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今天，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卫生经济学意义。

是医生，也是科研工作者；是老师，也是医院管理者。王建安的时间表精确到每一分钟，在不同身份中无缝切换，但治病救人的初心始终不变，“良心是行医的底线，对患者的爱心却没有上限。”

王建安在实验室与师生探讨问题

正如他指导学生时，反复会提的问题，“实验数据是不是真的？”“这个结果是偶然的吗？”“实验能不能重复？”

王建安在给医学生授课

正如他给新员工上课讲的那样，“医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职业，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庭、一方百姓，我们守卫的是健康，是患者的信心，是社会的期望。”

也正如他带领的浙大二院团队关注的每一个细节：听诊前主动把听诊器暖一暖、院外天桥台阶处增贴醒目的反光警示标志、用病案号取代名字叫号以保护患者隐私……

医者仁心，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中。

“医学专家，是累积前人经验，为患者看病，治疗成千上万的病例；而医学科学家，是在未知生命领域，一点一滴地提炼这些经验，将个人的力量几何级地放大。但本质都是为病人服务。”王建安说，对得起病人，心里才踏实。

获知当选院士后，王建安的脑海里闪现了很多画面：小时候经常跑医院的疲惫，大冬天睡在急诊室值夜班的艰辛，实验失败大家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低落……

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未来如何带好团队、引领学科，推动行业，他说，要解决大问题，素质、能力、视野缺一不可，“科学并不总是按照你预想的来，很多想法做着做着就失败了淘汰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会有结果。攀登高峰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这也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入行近40年，当选院士只是一个新起点。新科院士王建安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向科学，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