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实 | 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敢接”是底气，也是承诺

一天，麻醉科通报中突然响起“请麻醉科主任速到XXX手术间”的声音。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手术间，眼前是一名颈动脉体瘤术后血肿压迫气道、进行性呼吸困难的患者。患者张口困难，头后仰困难，舌头和口咽部组织高度水肿。医护人员想尽办法改善患者的通气并准备插管，然而巨大的血肿像恶魔的手紧紧掐住患者的脖子，患者的血氧逐渐下降，麻醉机发出的刺耳报警声让人揪心。

“必须马上插管。”我心中想着。但患者的口咽部水肿严重，口水混着出血将插管过程中的视野团团围住，利用吸引器吸引无法改善，且纤维支气管镜不可行——而这已经是困难气道管理工具中金字塔尖的工具了。

“换可视喉镜，准备气切！”没有任何犹豫，我尝试用可视喉镜进行插管，以期在水肿出血的组织中寻找声门，但口腔内的解剖结构完全无法辨识，只能盲探插管。而这时，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已经掉到了60%。

耳鼻喉科会诊医生到场了。这是一名青年医生，突然碰到颈部大出血且濒临死亡的患者，这个年轻人瞬间慌了神，不敢贸然进行气切，只好立刻呼叫上级医生。可这时患者的氧饱和度已测不出。

看着患者青紫的嘴唇，我知道，他的生命力正在等待中一点点流逝。

“再来一次！”我深吸一口气，拿起可视喉镜，放进口腔。整个手术间鸦雀无声，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患者最后的机会。我盯着可视喉镜屏幕，在画面中隐约看到一个水肿变形的悬雍垂，口咽部的解剖依然血糊糊无法辨识。忽然，在咽后壁的一堆组织中冒出一个气泡，我眼疾手快地向气泡冒出的方向插管并迅速连接呼吸机……

“插管成功！”

手术间里瞬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这一天，急诊收入了一名特殊的股骨颈骨折患者。1周后，他将迎来自己100岁的生日。老人家合并多系统基础疾病，多学科会诊的结果是：做手术，临床风险极高，手术台可能成为老人生命的终结地；不做手术，患者的生命短暂且痛苦。

百岁老人手术的第一关——麻醉本身便充满风险。作为患者的主麻医生，我和主刀的张保中医生及会诊专家经过慎重思考权衡后，达成了共识：协和医院作为全国疑难重症诊疗中心，是危重症患者生命的最后守护地，我们不做还能指望谁来做？这时候，正是体现医者责任和担当的时刻。只要有需要，我们就想办法麻醉，还要保证患者“麻得过去，醒得过来”。我们愿意为患者的手术保驾护航，让老爷子安全舒适地过好百岁生日。

最后，在百般的矛盾和纠结中，整个团队决定为老人家拼一把。

我为患者选择腰丛坐骨神经阻滞麻醉的方法，将麻醉对患者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并应用由我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的神经刺激器定位技术，精准顺利地完成了麻醉，保障了手术的顺利进行。

老人术后康复很顺利，且在百岁生日前顺利出院，继续享受天伦之乐。

2020年4月，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份病历，求问该患者听力恢复的可能性。患者是一名年轻的母亲，她在产后出现了渐进的听力障碍，十年间四处求医，被诊断为神经性耳聋，解决方案只有佩戴助听器。

她按医生的推荐，订制了高端隐形助听器，但随着每日戴助听器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经常出现头晕耳鸣现象。患者变得焦虑、抑郁甚至绝望。她的家人还告诉我，患者的书面文字表达不错，但因听力障碍严重影响了自信心，变得沉默寡言。患者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她是多么想听到儿子美妙的童音啊。

“全力救治。让这个年轻的母亲听得见、听得好。”我本着尽力试一试的心理将病历转给了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高志强。他的想法和我一样，说：“让患者来找我吧，她还年轻，我们应该尽力去挽回她的听力！”

经过认真检查，高志强主任判断患者的听力下降问题是耳硬化症引起的，微型的镫骨手术有可能恢复听力。于是，高志强主任实施手术，我做麻醉。当患者从麻醉恢复室醒来时，我询问她感觉如何，她用惊喜的目光看着我说：“我能听见了！”一句话让在场人员颇为欣喜。

经双侧两次手术后，困扰患者多年的病痛解除了，她的听力基本恢复正常，她终于听到了儿子天真可爱的声音。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她后来特意带儿子来到医院，希望儿子能受到我们的影响，成为一名能挽救患者于痛苦的仁医。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和很多身边的同仁们一样，承载着百年协和一代代医者的仁爱、艰辛和荣光，也承载着百姓美好的就医期待和生命最后的托付。面对疑难杂症和危急患者，敢接也必须接，是以日复一日对医技的不懈追求为底气的，也是身为医者对患者做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