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 大咖专访 求职招聘

诊疗指南 | 肾脏移植受者泌尿系统肿瘤临床诊疗指南

2024-04-30 14:08:37来源: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阅读:422次

《中国肾脏移植临床诊疗指南》之44

肾脏移植受者泌尿系统肿瘤临床诊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摘要】我国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的发生有其特征性,为了充分体现我国肾脏移植受者发生泌尿系统肿瘤的特点,进一步提高、规范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的诊断、治疗与随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肾脏移植、泌尿系统肿瘤专家在结合我国肾脏移植受者临床特点及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基础上,首次提出针对该患者人群相关的诊疗指南供临床工作者参考与实践。
【关键词】肾脏移植;泌尿系统肿瘤;尿路上皮癌;肾癌;前列腺癌;指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000717);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2043、7194250);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青苗计划”计划项目(QML20190106)。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urinary tract tumor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fully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inary tract tumor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China and further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 of urinary tract tumor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China and the lates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the experts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nd urinary system tumors organized by the Organ Transplantation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first put forwar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for this patient population for the reference and practice of clinical workers.
Key words: Kidney transplantation, Urinary tract tumor, Urothelial carcinoma, Renal carcinoma, Prostate cancer, Guidelines
Funding progra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000717); Beiji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7192043, 7194250); Beijing Hospitals Authority Youth Programme (QML20190106).

 

肾脏移植因可显著降低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患者的死亡率并改善生活质量,被认为是ESRD治疗的金标准[1]然而,随着免疫抑制治疗的进展延长了移植肾的生存时间,肾脏移植受者的恶性肿瘤风险显著增加[2-3]大型队列研究显示,恶性肿瘤已成为肾脏移植受者除心血管疾病和感染外的第三大死亡因素[4]国际上器官移植后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皮肤癌和肾癌,而在肾脏移植受者中观察到泌尿系统肿瘤,如尿路上皮癌、肾癌的发生率更高[5],约为普通人群的3.1~3.5倍,平均发病年龄为56岁,显著小于普通人群的70岁[6]同时,在我国这一群体也有其独有特点。因此,为了引起我国肾脏移植领域临床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充分体现我国肾脏移植受者发生泌尿系统肿瘤的特点,进一步提高、规范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的诊断、治疗与随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肾脏移植、泌尿系统肿瘤及流行病学专家在结合我国肾脏移植受者临床特点及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基础上,首次提出针对该人群相关的诊疗建议供临床工作者参考与实践。

 

一、指南形成方法

本指南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 PREPARE)上以中英双语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3CN811)。
指南范围及临床问题的确定:首先通过指南专家会议对临床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选择出本指南拟解决的临床问题共19个,涉及肾脏移植受者泌尿系统肿瘤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诊断、分级分期、治疗和随访等方面。
证据检索与筛选:按照人群、干预、对照、结局(population,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 PICO)的原则对纳入的临床问题进行检索,检索MEDLINE(PubMed)、Web of Science、万方知识数据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纳入指南、共识、规范、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非RCT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等类型的证据;检索词包括:“肾脏移植”、“泌尿系统肿瘤”、“尿路上皮癌”、“膀胱癌”、“上尿路上皮癌”、“输尿管癌”、“肾盂癌”、“肾癌”、“前列腺癌”等。所有类型文献检索时间为1992年1月至2023年10月,发表语言限定中文或英文。
证据分级和推荐强度分级:本指南使用2009版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证据分级与推荐强度标准对每个临床问题的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进行分级(表1)。

 

表1 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证据质量分级

 

推荐意见的形成:综合考虑证据以及我国患者的偏好与价值观、干预措施的成本和利弊等因素后,指南工作组提出了符合我国临床诊疗实践的38条推荐意见。推荐意见达成共识后,工作组完成初稿的撰写,经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全国器官移植与相关学科专家两轮会议集体讨论,根据其反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指南终稿。

 

二、尿路上皮癌

(一)流行病学和病因学
尿路上皮癌(urothelium carcinoma, UC)根据发生位置不同分为膀胱癌及上尿路尿路上皮癌(输尿管癌及肾盂癌),一项荟萃分析表明,肾脏移植受者膀胱癌的标准化发病率(standard incidence ratio, SIR)比普通人群高3.18倍(95%CI:1.34~7.53,P=0.008)。按种族分层时,欧洲和亚洲肾脏移植受者膀胱癌的SIR分别为2.00(95%CI:1.51~2.65,P=0.001)和14.74(95%CI:3.66~59.35,P=0.001)[7]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UTUC)的发生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国家发病率低于亚洲地区,其发生率根据不同的文献报道在0.7%~3.8%之间,并且在女性中发生风险更高,约6倍于男性[8]一项来自我国的单中心与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我国肾脏移植受者泌尿系统肿瘤发生率为3.8%,在所有肿瘤中占比50%~70%,显著高于其他类型肿瘤[9]其中UC比例高达85.5%,体现出我国肾脏移植受者泌尿系统肿瘤较高的发生率,并且以UC为主要类型的临床特点。
临床问题1:肾脏移植受者新发UC可能涉及的特异性病因学和危险因素有哪些?
推荐意见1:免疫抑制剂应用、马兜铃酸用药史、多瘤病毒感染与既往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病史等是肾脏移植受者新发UC的危险因素,推荐注意收集相关病史信息(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b)。
推荐意见说明:
与普通人群相似,吸烟、工业化学品暴露、镇痛药及化疗药、遗传因素等都是导致肾脏移植受者罹患UC的危险因素。此外,肾脏移植受者新发UC可能涉及的特异性病因学和危险因素包括以下几类:
(1)免疫抑制剂应用:肾脏移植术后长期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是该类人群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肾脏移植受者癌症风险的增加因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和类型而有所不同。在使用硫唑嘌呤时期,由于硫唑嘌呤增了受者对紫外线的敏感性,使肾脏移植受者最常发生皮肤癌和淋巴瘤;而随着环孢素与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 MPA)类药物的应用,研究发现硫唑嘌呤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显著低于环孢素,但是高于MPA类药物;而环孢素与他克莫司在导致肿瘤的发生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10]在一项涉及231例肾脏移植受者的RCT中,低剂量维持环孢素组的癌症发生率低于较高维持剂量环孢素组(药物谷浓度<125ng/ml vs. >150ng/ml)[11]后续研究发现在移植肾功能正常且接受常规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移植受者中,癌症的发生率高于免疫抑制强度较低或移植失败后停止免疫抑制用药的受者,这充分说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以及较强的免疫抑制药物与抑制程度显著促进了肾脏移植术后各类癌症的发生[12]此外,使用T细胞清除剂进行诱导治疗或者抗急性排斥反应治疗与非霍奇金淋巴瘤、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结直肠癌和甲状腺癌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13-15]但绝大部分研究并未单独评价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与类型对肾脏移植术后UC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inhibitors, mTORi)如西罗莫司,作为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物的双重功效已被大量实验和临床证实。在多项以RCT为基础的荟萃分析中显示,西罗莫司可显著降低30%~50%包括UC在内的肾脏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的概率[16-18]这提示在特定人群中转化mTORi作为免疫抑制方案可作为肾脏移植术后防治UC的合理选择(详见本章“治疗”部分)。
(2)马兜铃酸用药史:马兜铃酸类化合物是一类广泛存在于马兜铃属和细辛属植物中的有机化合物。研究表明,马兜铃酸是明确的致癌物,它可以与DNA片段共价结合并形成马兜铃酸-DNA加合物,引起P53基因的139号密码子的突变进而导致肿瘤的发生[19]既往有服用马兜铃酸或有马兜铃酸肾病病史的患者,在肾脏移植术后发生UC的现象更加突出。来自我国的单中心研究发现,既往服用马兜铃酸的肾脏移植受者在术后发生UC的中位时间为30个月,明显早于未服用马兜铃酸组的受者(60.3个月)[20]多项研究显示,肾脏移植术后发生UC的受者中,既往有马兜铃酸服药史受者占比达到41%~54%,马兜铃酸相关UC多见于女性,女性受者相较男性受者预后更好[9,21-22]由于马兜铃酸既往在亚洲人群中的广泛应用,因此这可能是亚洲人群肾脏移植术后UC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8]
(3)多瘤病毒感染:肾脏移植受者UC的另一个特异性危险因素是多瘤病毒感染,包括BK病毒与JC病毒[23]有研究发现UC组织样本中BK病毒与JC病毒是检出率最高的两种病毒[24]BK病毒常潜伏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和尿路移行上皮细胞中,在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被激活的BK病毒最终可导致如BK病毒肾病、出血性膀胱炎、输尿管狭窄和恶性肿瘤的发生[25]一项纳入55 697例肾脏移植受者的研究发现,接受BK病毒肾病治疗的受者合并UC的发生率显著增加[26]此外多项研究显示BK病毒阳性受者发生UC的风险比阴性受者高2.9~8.0倍[26-28]Liu等人比较了943例BK病毒阳性与943例BK病毒阴性的肾脏移植受者,发现膀胱癌与BK病毒阳性复制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多变量分析中,BK病毒阳性受者发生膀胱癌的风险比为11.7倍,甚至明显高于吸烟受者的风险比为5.6倍[29]此外,对一例确诊JC病毒移植肾病5年后发生高级别UC受者的肿瘤及正常组织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肿瘤组织中JC病毒大T抗原及细胞周期相关蛋白强阳性,相反正常尿路上皮为阴性,这表明JC病毒具有诱导尿路上皮恶变的能力[30];同时也提示,多瘤病毒能整合于人类基因组,高表达大T抗原从而抑制P53表达可能是其致癌的原因[31]
(4)其他:其余肾脏移植术后发生肿瘤的关键危险因素还包括移植时年龄、移植前透析时间和既往肿瘤病史。移植时年龄是影响肿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50~60岁的受者为肿瘤发生率最高的年龄段[15,17]首次肾脏移植前维持透析时间的增加也与UC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32]此外,既往存在肿瘤病史的受者在肾脏移植术后发生肿瘤的风险增加约40%[33]
(二)分期和分级
临床问题2:肾脏移植受者UC应该采用哪种分期分级系统?
推荐意见2:推荐采用WHO 2004/2016版分级标准以及国际抗癌联盟2017年发布的第8版TNM分期法(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说明:
WHO 2004/2016版分级标准将非浸润性乳头状尿路上皮肿瘤分为低度恶性潜能乳头状尿路上皮肿瘤(papillary urothelial neoplasms of low malignant potential, PUNLMP)、低级别尿路上皮癌和高级别尿路上皮癌[34-35]PUNLMP的定义为异型性极小的乳头状尿路上皮肿瘤,被覆细胞的厚度通常超过正常尿路上皮。
UC的分期包含以下3个方面信息:①原发肿瘤局部浸润的情况;②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③全身其他脏器转移情况。TNM分期是评估UC预后最有价值的指标之一,推荐在临床工作当中常规采用。目前普遍采用国际抗癌联盟在2017年发布的第8版TNM分期法[36]其中Tis、Ta、Tl期的膀胱癌,统称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而T2期及T2期以上的膀胱癌,称为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原位癌(Tis)虽然也属于NMIBC,但一般分化差,发生肌层浸润的风险较高,属于高级别肿瘤[37]。因此,应将原位癌与Ta期膀胱癌加以区别。膀胱癌和UTUC的TNM临床分期见下(表2)(表3)。
表 2 膀胱癌的TNM分期(2017年版)

 

表 3 UTUC的TNM分期(2017年版)
 
(三)诊断
临床问题3:肾脏移植受者UC常见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方法有哪些?
推荐意见3:血尿及原肾积水是肾脏移植受者UC最常见的症状,推荐肾脏移植受者出现上述症状时积极筛查UC(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3a)。
推荐意见4:建议采用超声进行肾脏移植受者UC的筛查和初始疾病评估,并结合超声造影提高检出率,预测UC的浸润程度(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5:推荐采用CT泌尿系统成像或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对肾脏移植受者UC进行诊断与影像学分期(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6:怀疑UC的肾脏移植受者应进行膀胱镜检查及活检,怀疑膀胱癌的肾脏移植受者行诊断性经尿道电切术进行诊断,确诊UTUC的受者在开展手术治疗前也需进行膀胱尿道镜检查以排除可能合并的膀胱和尿道肿瘤(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7:怀疑原肾UTUC的肾脏移植受者不推荐常规行输尿管镜检查(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a)。
推荐意见8:推荐应用尿细胞学检查、荧光原位杂交进行辅助诊断,骨扫描与PET/CT检查可作为诊断不明确或怀疑淋巴结与远处转移时的受者补充检查(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说明:
(1)临床表现:血尿是肾脏移植受者UC最常见的症状,以间歇性、无痛性全程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为首发症状[38]此外,部分受者是由于常规复查时行影像学检查发现原肾或移植肾积水、肌酐升高等肾后性梗阻因素而发现UC,这也是肾脏移植受者UC的特征性临床表现之一[39-40]少部分受者亦有以反复膀胱刺激征为首发症状,这常与弥漫性原位癌或MIBC有关[41]其他症状还包括:由于UC引起的梗阻导致肾盂内压力增高牵张肾脏被膜导致的腰部疼痛,血凝块通过输尿管引起急性梗阻时可能出现急性肾绞痛;膀胱出口梗阻导致的尿潴留。部分晚期受者可出现肿瘤相关全身症状,往往提示预后不佳[42]大多数受者在查体中常无明显异常,如果存在肿瘤转移可能会出现相关体征,一般不具有特异性。同时,UC受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而单纯依靠辅助检查发现。
(2)超声检查:超声检查是筛查UC最常用、最基本的检查项目。对于肿瘤突出于膀胱黏膜,且直径>0.5cm的膀胱肿瘤,超声检出率高达90%以上,并能了解肿瘤内部结构及肌层侵犯程度[43]同时超声可以通过发现肾脏移植受者的原肾或移植肾积水筛查UC,对病灶进行初步评估。超声造影(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 CEUS)及三维超声联合CEUS可提高UC的检出率,并有效预测UC的浸润程度[44]尤其在肾脏移植受者肾功能不全时无法行增强CT/MRI检查,CEUS检查在UTUC疾病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45]
(3)CT检查:CT泌尿系统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urography, CTU)对于UC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协助判断肿瘤位置、浸润深度、血供情况与周围器官关系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助于鉴别肿瘤性质,影响诊疗方案的制订[46]多项研究表明CTU诊断UTUC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静脉肾盂造影,敏感度可达67%~100%,特异度达93%~99%,是针对该疾病目前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47]其缺点主要为包括放射性暴露、注射碘对比剂造成的肾功能损害。对于有移植肾功能不全的受者可考虑通过逆行插管造影、磁共振成像或CEUS辅助诊断。
(4)磁共振成像: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pMRI)优点是软组织分辨率高,有助于发现UC是否侵入周围软组织器官并判断淋巴结情况,帮助进行肿瘤分期[48]动态增强MRI在诊断UC准确性高于CT,对淋巴结的显示较CT相仿。对于些小病灶的显示也优于非增强MRI。研究显示,mpMR对于评估UC肌层是否受侵有重要价值,敏感性为90%~94%,特异性为87%~95%[49]
(5)内镜检查和活检:膀胱镜和输尿管镜检查和活检是诊断UC最可靠的方法。UTUC受者可能合并膀胱癌,因此推荐针对所有UTUC受者在开展手术治疗前均需进行膀胱尿道镜检查以排除可能合并的膀胱和尿道肿瘤[50]有研究表明根治术前进行输尿管镜检查会增加术后膀胱复发的风险,并且由于原肾无功能,因此对于可疑原肾UTUC的肾脏移植受者并不建议行输尿管镜检[51]
(6)诊断性经尿道电切术:如果膀胱镜检查发现膀胱内有肿瘤样病变可直接行诊断性经尿道电切术(transurethral resection, TUR),这样可以达到切除肿瘤,明确肿瘤的病理诊断和分级、分期,为进一步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52]
(7)其他:尿细胞学检查、荧光原位杂交在辅助诊断UC及随访复查中具有重要价值。全身骨扫描可协助明确是否存在骨转移病灶,必要时可以作为补充检查。FDG-PET/CT检测U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2%和84%[53],必要时可以进行PET/CT检查,但价格比较昂贵。
(四)预后影响因素
临床问题4:肾脏移植受者UC有哪些影响预后的特异性危险因素?
推荐意见9:高龄、肿瘤多灶性、分级高、分期晚、淋巴结转移与淋巴血管侵犯、切缘阳性是明确影响肾脏移植受者UC预后的危险因素,推荐有上述危险因素的肾脏移植受者接受更加积极的治疗(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说明:
研究发现,相比于非移植患者,肾脏移植受者UC更具侵袭性(肌层浸润比例高),分化更差,NMIBC患者复发率更高且更早,进展风险与死亡率更高[54-56];高达66%的肾脏移植受者UC在诊断时已处于中晚期(≥T2期)[57],这是由于肾脏移植受者UC的原位癌比例较高以及肿瘤多灶性的特点所导致[58-59]多灶性肿瘤提示UC受者预后不良,尤其是合并膀胱癌与UTUC的受者,其往往较单发肿瘤临床分级更高、分期更晚,生存期更短[18]根据研究不同,肾脏移植受者UC的1年、5年和10年后的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大约为89%~100%、50%~75%和0~61%[58,60]确诊时年龄大于60岁是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58]此外,肿瘤的病理分级与分期是公认的最为关键的UC预后影响因素。高分级、高分期的肿瘤无论是复发风险、肿瘤特异性生存还是总生存均较差[61]淋巴结转移与淋巴血管侵犯也是重要的预后因子,是非转移性UC对于术后肿瘤特异性生存重要的独立预测指标[61]既往接受过单侧腹腔镜肾输尿管切除术的移植受者发生对侧UC的风险显著增高[62]在手术中,完整的输尿管下段及膀胱袖状切除有助于改善受者预后,而手术切缘阳性受者术后复发风险和肿瘤特异性生存较差[63-64]
(五)治疗
临床问题5:肾脏移植受者UC的生物学特点对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哪些影响?
推荐意见10:因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肾脏移植受者UC的肿瘤侵袭性高、分化更差、复发率高、进展风险高,预后较普通人群差,建议对肾脏移植受者UC进行更加积极的治疗和严格的随访管理策略以改善预后(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c)。
推荐意见说明:
研究显示肾脏移植受者发生的UC具有更高的恶性度、侵袭性、多灶性和累及双侧尿路与预后不良等特点,尤其是既往有马兜铃酸用药史的受者[8,20]因此,本指南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建议对于肾脏移植受者进行更加积极的治疗和严格的随访管理策略,以改善这类患者的预后。
临床问题6:肾脏移植受者NMIBC有哪些治疗方式?
推荐意见11:推荐按照非肾脏移植群体NMIBC的治疗原则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12:建议将卡介苗作为中高危NMIBC或伴有膀胱原位癌肾脏移植受者膀胱灌注治疗的选择之一,使用期间应对BCG不良反应进行严密监测(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说明:
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TURBT)是NMIBC首选治疗的方式,由于肾脏移植受者UC具有高侵袭性特点,因此首次TURBT应切除全部肉眼可见肿瘤并额外切取肿瘤基底组织送检。同时推荐对怀疑存在残余病灶、标本不含肌层组织、T1期或高级别肿瘤进行二次电切[65-66]此外,除存在禁忌证,推荐TURBT术后即刻(24h内)进行膀胱灌注化疗,能显著降低NMIBC患者的复发率[67]同时推荐患者进行术后早期诱导和维持膀胱灌注化疗,维持6~12个月。在灌注化疗药物方面,常用的灌注药物包括:吡柔比星、表柔比星、多柔比星、羟喜树碱、丝裂霉素、吉西他滨等。
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erin, BCG)在免疫抑制人群中的疗效及安全性存在争议,免疫抑制治疗可能中和BCG灌注引起的促炎作用而影响疗效,并且增加诱发结核感染及BCG脓毒血症的风险[54]近期几项研究表明,BCG灌注在没有抗结核预防或至少有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预防的情况下进行是安全的,疗效与未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相似,与未接受BCG灌注的肾脏移植受者相比,复发率降低[68-71]因此,可选择BCG作为中高危NMIBC或伴有膀胱原位癌的肾脏移植受者进行灌注治疗,并对不良反应进行严密监测。
此外,由于对T1期肿瘤的分期准确性差,27%~51%的T1期NMIBC受者在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证实为MIBC,同时高危NMIBC易进展为MIBC,且预后更差[72-73]因此对于肾脏移植NIMBC受者,可以选择性地对合并高危因素或BCG治疗失败的受者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以改善预后[20]
临床问题7:肾脏移植受者MIBC有哪些治疗方式?
推荐意见13:建议按照非肾脏移植群体MIBC的治疗原则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并对肾脏移植受者MIBC更加积极的进行早期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c)。
推荐意见14:为避免移植物损伤,建议根据术中情况,谨慎进行移植肾同侧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15:肾脏移植受者UC的膀胱根治性切除时,可根据受者具体情况,选择不同尿流改道方式(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c)。
推荐意见16:建议对移植肾功能良好,能耐受化疗的局部进展MIBC受者进行新辅助或术后辅助化疗,化疗过程中应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对化疗方案与免疫抑制剂量进行调整,以降低副反应(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c)。
推荐意见说明:
与普通人群相比,有肾脏移植史的受者发生MIBC的风险显著增加(37% vs. 24%),并且更具侵袭性,进展风险更高,预后差,生存率更低[54,57,69]因此,建议对肾脏移植MIBC受者更加积极的进行早期根治性膀胱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PLND)[54,74]在移植肾侧进行PLND可能具有挑战性,存在血管、移植肾输尿管或移植肾损伤的风险,因此目前并不常规推荐在移植肾同侧进行PLND[75]对于经验丰富的中心,也可选择由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进行手术,以避免移植物损伤[74]
具体手术入路可以根据医生既往经验、受者意愿等选择开放、腹腔镜以及机器人辅助技术。同时如果原肾仍然存在,应选择同期或分期行双侧原肾及输尿管全长切除术。目前各种尿流改道方式的优劣并无定论,近年来国内外均有中心尝试对该类患者选择腹腔镜、机器人辅助及回肠膀胱或原位新膀胱的手术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与预后[69,75-78]因此,不同中心可结合术者的经验,在保障最大化切除肿瘤病灶,充分考虑受者年龄、性别、肿瘤状态、伴随疾病与认知能力等具体情况,着重从保护受者移植肾功能、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等方面来做出灵活选择与调整[73]
由于肾脏移植受者UC的预后通常较差,因此基于普通人群MIBC患者新辅助/辅助化疗在延长无病生存期与总体生存率方面的获益,本指南推荐在移植肾功能良好,能耐受化疗的受者中进行围手术期化疗;包括术前新辅助与术后辅助化疗,尤其是分期>T2或伴有淋巴结转移的受者[73]肾脏移植接受辅助化疗需要充分考虑肾脏毒性风险,国内研究提示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化疗方案在肾脏移植受者UC中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但需密切关注化疗药和免疫抑制剂的同时作用常导致较严重骨髓抑制,因此需要对化疗药物与免疫抑制剂用量进行及时调整,以降低副反应[79-80]辅助化疗具体方案可参考最新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尿路上皮癌诊疗指南中的相关章节[81],各中心根据受者自身情况与用药经验进行选择。
临床问题8:肾脏移植受者UTUC有哪些治疗方式?
推荐意见17: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联合膀胱袖状切除术是肾脏移植原肾及输尿管UTUC受者的首选治疗方式,不推荐对此类受者行输尿管部分切除或内镜治疗等保留原肾的手术方式(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18:有马兜铃酸暴露史的肾脏移植受者UTUC,建议可行对侧上尿路预防性切除(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19:建议有预后不良危险因素的肾脏移植UTUC受者术后行膀胱灌注化疗(推荐强度D,证据等级5)。
推荐意见说明:
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联合膀胱袖状切除术仍然是肾脏移植原肾及输尿管UTUC受者治疗的金标准。由于原肾无功能,因此不推荐对此类受者行输尿管部分切除或内镜下治疗等保留原肾的手术方式。我国学者研究发现,有马兜铃酸暴露史的肾脏移植受者发生自体肾UTUC的风险较高,并且马兜铃酸暴露史是肾脏移植受者对侧UTUC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者肿瘤呈多灶性,单侧UTUC手术切除后对侧UTUC复发率高,41%的UTUC可为双侧发病[61,82]基于这一现状,有研究发现同期进行双侧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有助于改善受者的生存预后,而不会显著影响围手术期结局[83]因此,对于移植后的UTUC,特别是有马兜铃酸暴露史的高危受者,建议同期或分期将对侧上尿路进行预防性切除。目前,对于肾脏移植UTUC受者术后是否应接受膀胱灌注化疗并无共识,但根据非肾脏移植高危UTUC患者的证据,建议在有预后不良危险因素的受者中行术后膀胱灌注化疗。
目前,对于肾脏移植UTUC受者的手术入路并无统一标准,近年来腹腔镜手术及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已逐渐取代传统开放手术。目前,除比较常用的经后腹腔入路联合开放进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膀胱袖状切除术外,也可使用单一体位完全经腹途径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膀胱袖状切除术用于肾脏移植受者UTUC的治疗[84-85],各中心可根据自身经验选择性开展。
临床问题9:肾脏移植受者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有哪些治疗方式与原则?
推荐意见20:推荐含铂类的化疗方案作为局部进展和晚期肾脏移植受者UC的一线化疗方案,应根据受者移植肾功能进行剂量调整(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c)。
推荐意见21:不建议在肾脏移植受者UC的治疗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辅助治疗或晚期治疗(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22:辅助治疗可能导致移植肾功能损伤,甚至需要恢复血液透析,临床应充分分析获益与风险后做出治疗决策(推荐强度D,证据等级5)。
推荐意见说明:
对于肾脏移植晚期UC受者的最佳治疗管理策略尚不明,少数研究报道了辅助化疗在该类人群的安全性与疗效。一项在22例肾脏移植术后局部晚期UC受者中比较单纯手术与术后GC辅助化疗的研究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辅助化疗组的平均生存时间更长(31 vs. 14个月),但需警惕对血液系统及移植肾的毒副作用[86-87]因此,以顺铂为基础的全身化疗仍为一线推荐方案,应根据受者移植肾功能进行剂量调整,必要时改用卡铂进行联合化疗[54]
对于不适合接受基于铂类或铂类化疗失败的晚期UC受者,虽然有少数移植后UC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报道,但基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明确可引起急性排异反应导致移植肾功能衰竭的考虑,并不建议在肾脏移植受者UC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辅助治疗或晚期治疗[88]其他新型药物,诸如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FGFR靶向药物等在肾脏移植受者UC的治疗中已经展现出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具体疗效仍有待更多的临床试验证实。
由于肾脏移植受者UC的不良预后特征,辅助治疗均可能导致移植肾功能的损伤,甚至需要恢复至血液透析。医生应根据受者自身情况与意愿,充分分析获益与风险后做出治疗决策。
临床问题10:肾脏移植UC受者的免疫抑制剂方案应如何调整?
推荐意见23:权衡减少免疫抑制药物的获益与移植肾丢失的风险后,推荐肾脏移植UC受者调整免疫抑制方案,以利于肿瘤治疗(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24:肾脏移植受者一旦确诊UC,推荐转换为以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说明:
肾脏移植受者在确诊UC后将面临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是降低肿瘤复发,改善受者预后的合理选择,但必须权衡减少免疫抑制药物的获益与避免排斥反应之间的取舍。同时,需要接受全身化疗的受者可从减少免疫抑制药物中获益,以降低化疗期间骨髓抑制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89]此外,由于mTOR通路在肿瘤生长与血管生成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RCT研究发现mTOR抑制剂对肾脏移植受者恶性肿瘤有抑制作用[90-91];研究证实相比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 CNI),转换为mTORi显著降低了移植受者新发恶性肿瘤的风险,并且保持了更好的移植肾功能,但是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急性排斥反应、感染、蛋白尿、白细胞减少、痤疮和口腔溃疡等[92-93]来自亚洲的队列研究显示,增加mTORi作为免疫抑制方案可降低肾脏移植受者UC的发生率[16];转为mTORi可显著降低UC复发风险(HR 0.24;95%CI:0.053~0.997;P=0.049)[94];mTORi还可改善≥T2期UC受者的无进展生存期[18]因此,建议肾脏移植受者一旦确诊UC,转换为以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同时在转换后对受者移植肾功能及伴随症状进行严密随访与监测,以减少副作用的发生。
(六)随访
临床问题11:肾脏移植受者如何对UC进行常规筛查与监测?
推荐意见25:肾脏移植受者应每年进行至少一次泌尿外科肿瘤筛查,推荐进行原肾及移植肾超声、腹部和盆腔CT检查(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说明:
由于肾脏移植受者发生UC的风险较高,因此应根据受者病史及UC的潜在暴露因素进行定期筛查[95]血尿患者应使用影像学、尿细胞学和膀胱镜检查进行全面的筛查。肾脏移植受者应进行每年至少一次泌尿外科肿瘤筛查,除尿常规外,包括原肾及移植肾超声、腹部和盆腔CT、尿细胞学检查、血尿BK病毒检测;并根据检查结果选择性进行进一步的增强CT/MRI,膀胱镜检查,或PET/CT以明确诊断[54]
临床问题12:经过UC治疗的肾脏移植受者应如何进行随访?
推荐意见26:已确诊UC并行手术治疗的肾脏移植受者,建议2年内每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第3年每6个月进行一次复查,随后每年复查一次,直至术后5年无复发或转移。在移植肾功能稳定受者中建议复查CTU,接受尿流改道的受者在随访中需要同时检查尿流改道相关并发症。(推荐强度D,证据等级5)
推荐意见说明:
对于已确诊UC进行手术的受者,接受治疗后,推荐每3个月至半年进行一次胸部、腹部、盆腔CT复查,保留膀胱的受者应接受膀胱镜检查,直至术后5年无复发或转移。移植肾功能稳定受者应复查CTU,并注意在检查后进行水化治疗,接受尿流改道的受者在随访中需要同时检查尿流改道相关并发症。
 

三、肾癌

在我国肾脏移植术后肾癌发病率明显低于尿路上皮癌[96]有研究显示90%的肾癌来源于原肾[97],移植肾癌十分罕见。发病率仅为0.2%~0.5%[98]。肾脏移植术后原肾恶性肿瘤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获得性囊性肾病(acquired cystic renal disease, ACKD)恶变所致[99-100]Rodríguez等的研究显示肾脏移植术后肾癌的发病率在0.34%~5.8%之间[101],我国一项荟萃分析数据显示肾癌占移植后恶性肿瘤6.2%,发病率为0.14%[96]其中肾透明细胞癌和乳头状癌是最常见的亚型[102-104]我国的一项系统性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肾脏移植术后肾细胞癌的发生率高于肝、心、肺移植等的发生率[105],国外也有类似报道[106]这表明,除了移植本身之外,慢性肾病与原肾恶性肿瘤发病也可能有相关性。
相较于一般人群,器官移植受者因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增加了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其患肿瘤的风险为正常人群的2~4倍[107]但在免疫抑制人群如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中,肾癌的发病率并不高[108],提示我们免疫抑制剂虽然可能增加恶性肿瘤发病率,但其与移植人群中原肾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增加可能无关。
临床问题13:肾脏移植受者肾肿瘤如何诊断筛查?
推荐意见27:推荐使用增强CT对肾脏肿瘤分期进行评价,推荐使用MRI来评估是否存在肾静脉受累,同时可以减少辐射,避免使用造影剂(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a)。
推荐意见说明:
肾脏超声是一种廉价的无创检测,用于诊断肾脏移植术后肾癌阳性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94%[109]将透析患者的肾癌诊断与肾脏移植受者的诊断进行比较,诊断时的肿瘤分期没有差异。超声造影在某些CT或MRI诊断困难的病例可以提供额外的影像学特征,尤其对CT难以诊断的复杂性囊肿(bosniak分级在IIF以上)具有更高的诊断敏感性,其准确性可高达95%,但特异性为84%,不如MRI[110-112]如果在随访期间检测到可疑病变或报告先前已知的肾脏肿块尺寸增加,则必须进行CT或MRI。CT对于≤4cm的肾脏小肿瘤预测准确值约为79.4%。但由于存在假性强化及部分容积效应,CT对于≤1.5cm的肾脏小肿瘤诊断效能较差[113],对于复杂囊肿(bosniak分级在IIF以上)的诊断准确性不高,CT对于肿瘤分期也具有重要作用。MRI能够对静脉是否受累及程度进行评估。在因血流受阻导致增强扫描显示不佳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诊断信息,其效能高于其他方式[114]
现在针对此类患者的最佳筛查策略仍在争论中,目前还没有随机临床试验表明移植后筛查可改善癌症特异性和总体死亡率。全球肾脏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没有明确的筛查建议。他们认为普通人群常规是不进行筛查的,而肾脏移植人群中虽然肾细胞癌的发生率比普通人群高得多,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筛查的好处大于危害[115]欧洲泌尿外科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EAU)指南建议对高危患者每年进行一次筛查,还有学者建议对肾囊肿患者每两年进行一次检查,对无囊性变的患者每5年进行一次检查[116]另一些学者建议对于患有获得性囊性肾病和复杂囊肿bosniak分级在IIF或更高级别的患者建议每年进行一次CT/MRI扫描[99]
临床问题14:肾脏移植受者原肾肾癌如何治疗?
推荐意见28:推荐首选行根治性肾切除术(推荐强度A,证据等级1a)。
推荐意见29:没有可疑对侧肿瘤不需要常规行对侧预防性原肾切除(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b)。
推荐意见30:对于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可以考虑射频消融治疗(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说明:
肾脏移植术后新发肿瘤大多数处于cT1a期,晚期病例极少。但考虑到肾脏移植受者原肾的功能较差,根治性肾切除术仍是治疗移植后肾肿瘤的标准治疗方法。对于原肾肾癌,建议进行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117-119]如果没有可疑的对侧肿瘤,则不需要常规进行对侧预防性原肾切除术[118]射频消融治疗(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或冷冻疗法尚未在这一特定人群中进行评估[119]主动监测(active surveillance, AS)是肾肿块较小(<3cm)的非移植患者的一种选择[120]目前对肾脏移植术后肾癌患者相关报道较少,除非预期寿命较短且不能耐受手术,一般不常规推荐主动监测。
临床问题15:移植肾肾癌如何治疗?
推荐意见31:移植肾带功的受者中,建议行移植肾切除术或肿瘤的局部治疗(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32:移植肾失功的受者建议行移植肾切除术(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说明:
肾脏移植肿瘤在文献中的报道相对较少,移植肾失功的受者可行移植肾切除术,但注意要保持在包膜外平面进行切除。在肾脏移植带功的受者中,可行移植肾部分切除术[121-123]RFA或冷冻疗法尚未在这一特定人群中进行评估[119]但也有研究显示射频消融在治疗移植肾癌中是可行的[124]
临床问题16:肾脏移植术后肾癌免疫制剂方案是否需要调整?
推荐意见33:成功进行根治性肾切除术的局限性肾癌肾脏移植受者建议不调整现有免疫抑制剂量,结合具体情况可转换为以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3a)。
推荐意见说明:
迄今为止,肾脏移植术后肾癌的免疫抑制方案尚未达成共识。成功根治性肾切除术的局限性肾癌受者不需要调整免疫抑制剂量,因为手术具有治愈的潜力[125]对于参加主动监测计划的肾肿块较小的受者,建议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但缺乏明确的剂量和方案。针对肾脏移植受者肾癌的研究中,减少免疫抑制剂转换为mTORi治疗后,肿瘤进展减缓,行根治术后无复发,并且对移植肾未表现出明显的损害[126]
 

四、前列腺癌

在我国肾脏移植术后涉及前列腺癌的文献报道相当有限,缺乏相关数据支持。而国外涉及肾脏移植术后前列腺癌的系统性研究所纳入的文献也均为证据水平较低的非随机、回顾性研究或回顾性病例报道[127]不同研究显示的肾脏移植术后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存在较大差异,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癌的临床发病率为1.1%[128],Ochoa等人的研究中只有0.1%发病率[102]来自法国泌尿外科协会的研究显示移植患者前列腺癌的年患病率为0.63%至0.75%[129-130]肾脏移植受者所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5倍[131-132]与一般人群相比,肾脏移植术后的前列腺癌发病年龄更早[133-134]50.5%的受者活检Gleason评分为3+3=6分,62.1%临床TNM分期在T1-T2,56.1%属于低中风险组(56.1%)[127]这可能和肾脏移植受者会进行更为密切的随访和系统筛查有关。
临床问题17:肾脏移植术后前列腺癌应如何诊断筛查?
推荐意见34:年龄超过50岁、预期寿命超过10年的肾脏移植术后患者应接受前列腺癌筛查(推荐强度D,证据等级5)。
推荐意见说明:
一项系统性分析显示肾脏移植术后的前列腺癌与一般人群相比具有相似的特征[98],有研究建议肾脏移植术后的前列腺癌可依照现有的指南,选择所有合适的治疗[135]可参照非移植患者指南,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及其衍生指标检查。并进行如经直肠前列腺超声、MRI、全身核素骨显像检查、PET、CT等影像学评估。
前列腺穿刺活检仍是诊断前列腺癌最可靠的检查。与普通人群一样,肾脏移植受者中诊断前列腺癌有经会阴和经直肠途径。这些操作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经直肠超声引导前列腺活检的抗生素使用应根据当地抗菌药物耐药谱制定,预防用药方案可与普通人群相同[136]
临床问题18:肾脏移植术后前列腺癌有哪些治疗方法?
推荐意见35:推荐选择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作为肾脏移植受者局限性前列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2a)。
推荐意见36:不建议常规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推荐强度B,证据等级3a)。
推荐意见37:建议将外放射治疗和近距离放射治疗作为肾脏移植受者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治疗选择(推荐强度C,证据等级4)。
推荐意见说明:
一项系统性研究报道显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是肾脏移植术后局限性前列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127]82.1%的患者接受了前列腺癌根治术,开放耻骨后前列腺根治术是运用最多的手术方法,而腹腔镜和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癌根治在最近的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腹腔镜已逐渐确立其在局部前列腺癌的治疗中作为开放手术的替代方案,具有相似的功能学和肿瘤学结果[137-138]机器人辅助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也已经证明了该技术的可重复性和安全性[139-141],在肿瘤学和功能学水平上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41]但各种手术方法的选择最终还是可能需要取决于外科医生的经验。
当有淋巴结清扫指征需要清扫移植区域时,手术难度较大,这会增加髂血管或移植物血管损伤的风险。一项研究中67.6%的患者未进行清扫,26.3%的患者仅在移植物对侧进行单侧淋巴结清扫[127]此外,淋巴结清扫可能会对未来对侧的二次移植带来不利影响。
外放射治疗(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 EBR)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一种可能选择。有研究显示,在肾脏移植术后患者中,EBR副作用与一般人群相似,没有移植物丢失,只有两次输尿管狭窄,没有造成肾功能损害[142]但相关报告的病例数量和证据水平较低。EBR的肿瘤学结果更差,可能更适用于中高风险组且预期寿命较短的患者。肾脏移植术后前列腺癌患者使用近距离放射治疗的研究较少[143],一项仅涉及4例近距离放射治疗的报道中,应用EBR治疗后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144],显现出该方法或许有效果。
临床问题19:肾脏移植术后前列腺癌是否要更改免疫抑制剂方案?
推荐意见38:根据受者具体情况转换为以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推荐强度D,证据等级5)。
推荐意见说明:
免疫抑制方案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临床研究中,没有一种免疫抑制剂能够明确证明能增加或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考虑到免疫抑制的使用与恶性肿瘤发病相关,部分学者建议在移植后出现恶性肿瘤时减少免疫抑制的剂量,但此方案是否能改善预后仍然未知。mTORi在皮肤鳞状细胞癌中已证明具有抗肿瘤活性[145],在一项实体器官新发恶性肿瘤的研究中减少免疫抑制剂转换为mTORi治疗后,肿瘤进展减缓,说明转换为mTORi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有利于肿瘤治疗,但其在肾脏移植受者前列腺癌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146]

 

五、小结

本指南基于我国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诊治的临床实践,结合并采纳国内外的文献报道结论,针对目前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诊疗过程中的常见临床问题,形成推荐意见和推荐意见说明。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的诊治有其特殊性,随着目前肿瘤相关治疗策略的快速发展,针对该类人群免疫抑制剂的调整、手术方案与辅助治疗的选择在遵循现有指南的基础上,仍有较多发展与不断进步的空间。本指南部分临床问题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在临床实践中也存在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和探索的临床问题。本指南的推荐意见根据目前现有和有限的证据形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学会也将对指南进行不断地补充、完善和更新。一些尚未明确结论和推荐级别不高的临床问题也是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的肾脏移植术后泌尿系统肿瘤患者的预后。

 

执笔作者:杨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薛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阳洋(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朱一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通信作者:

田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Email:tianye166@126.com

何小舟(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mail:xiaozhouhe123@163.com

参编作者:张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王志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丁光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范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海燕(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毛庆岩(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陈依梦(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审专家:薛武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田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陈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审稿专家(按姓氏笔画顺序):王祥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田普训(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洵(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伟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张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张更(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张洪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欧彤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林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胡小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宫念樵(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徐小松(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谌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廖贵益(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魏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WOLFE RA, ASHBY VB, MILFORD EL, et al. Comparison of mortality in all patients on dialysis, patients on dialysis awaiting transplantation, and recipients of a first cadaveric transplant. N Engl J Med. 1999. 341(23): 1725-30.

[2] GONDOS A, DÖHLER B, BRENNER H, et al. Kidney graft survival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ikingly different long-term outcomes. Transplantation. 2013. 95(2): 267-74.

[3] KASISKE BL, SNYDER JJ, GILBERTSON DT, et al. Cance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Transplant. 2004. 4(6): 905-13.

[4] BRIGGS JD. Causes of death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1. 16(8): 1545-9.

[5] ENGELS EA, PFEIFFER RM, FRAUMENI JF JR, et al. Spectrum of cancer risk among US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JAMA. 2011. 306(17): 1891-901.

[6] HERNÁNDEZ-GAYTÁNCA,RODRÍGUEZ-COVARRUBIAS F, CASTILLEJOS-MOLINA RA, et al. Urological Cancers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Curr Urol Rep. 2021. 22(12): 62.

[7] YAN L, CHEN P, CHEN EZ, et al. Risk of bladder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meta-analysis. Br J Cancer. 2014. 110(7): 1871-7.

[8] TILLOU X, DOERFLER A. Urological tumors in renal transplantation. Minerva Urol Nefrol. 2014. 66(1): 57-67.

[9]  ZHANG J, MA L, XIE Z, et al. Epidemiology of post-transplant malignancy in Chinese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and literature review. Med Oncol. 2014. 31(7): 32.

[10] KAUFFMAN HM, CHERIKH WS, MCBRIDE MA, et al. Post-transplant de novo malignancie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the past and present. Transpl Int. 2006. 19(8): 607-20.

[11] DANTAL J, HOURMANT M, CANTAROVICH D, et al. Effect of long-term immunosuppression in kidney-graft recipients on cancer incidence: randomised comparison of two cyclosporin regimens. Lancet. 1998. 351(9103): 623-8.

[12] VAN LEEUWEN MT, WEBSTER AC, MCCREDIE MR, et al. Effect of reduced immunosuppression after kidney transplant failure on risk of cancer: population 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MJ. 2010. 340: c570.

[13] SNANOUDJ R, LEGENDRE C. T-cell-depleting antibodies and risk of cancer after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14. 97(8): 808-9.

[14] HALL EC, ENGELS EA, PFEIFFER RM, et al. Association of antibody in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 with cance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15. 99(5): 1051-7.

[15] 范宇, 钱叶勇, 石炳毅. 肾移植术后并发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3. 34(12): 728-732.

[16] CHANG YL, LEE HC, LUO HL, et al. Preventive Role of mTOR Inhibitor in Post-Kidney Transplant Urothelial Carcinoma. Transplant Proc. 2019. 51(8): 2731-2734.

[17] AU E, WONG G, CHAPMAN JR. Cancer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Nat Rev Nephrol. 2018. 14(8): 508-520.

[18] DU C, ZHENG M, WANG Z,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de novo urothelial carcinoma: thirty years of experience from a single center. BMC Urol. 2023. 23(1): 71.

[19] NORTIER JL, MARTINEZ MC, SCHMEISER HH, et al. Urothelial 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a Chinese herb (Aristolochia fangchi). N Engl J Med. 2000. 342(23): 1686-92.

[20] ZHANG A, SHANG D, ZHANG J, et al.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patients with urothelial cancer in 3,370 recip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World J Urol. 2015. 33(5): 713-7.

[21] HUANG CC, SU YL, LUO HL, et al. Gender I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A Large Hospital-Based Cancer Registry Study in an Endemic Area. Front Oncol. 2019. 9: 157.

[22] XIONG G, YAO L, HONG P, et al. Aristolochic acid containing herbs induce gender-related oncological differences in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patients. Cancer Manag Res. 2018. 10: 6627-6639.

[23] YAO X, XU Z, DUAN C, et al. Role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associated viruses in bladder cancer: An updated review. J Med Virol. 2023. 95(9): e29088.

[24] STARRETT GJ, YU K, GOLUBEVA Y, et al. Evidence for virus-mediated oncogenesis in bladder cancers arising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Elife. 2023. 12: e82690.

[25] VAN AALDEREN MC, HEUTINCK KM, HUISMAN C, et al. BK virus infection in transplant recipien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reatment options and the immune response. Neth J Med. 2012. 70(4): 172-83.

[26] GUPTA G, KUPPACHI S, KALIL RS, et al. Treatment for presumed BK polyomavirus nephropathy and risk of urinary tract cancers among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Transplant. 2018. 18(1): 245-252.

[27] ROGERS R, GOHH R, NOSKA A. Urothelial cell carcinoma after BK polyomavirus infection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cohort study of veterans. Transpl Infect Dis. 2017. 19(5).

[28] KRAJEWSKI W, KAMIŃSKA D, POTEREK A, et al. Pathogenicity of BK virus on the urinary system. Cent European J Urol. 2020. 73(1): 94-103.

[29] LIU S, CHAUDHRY MR, BERREBI AA, et al. Polyomavirus Replication and Smoking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ladder Cancer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17. 101(6): 1488-1494.

[30] QUERIDO S, FERNANDES I, WEIGERT A, et al. High-grade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a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 after JC virus nephropathy: The first evidence of JC virus as a potential oncovirus in bladder cancer. Am J Transplant. 2020. 20(4): 1188-1191.

[31] KENAN DJ, MIECZKOWSKI PA, LATULIPPE E, et al. BK Polyomavirus Genomic Integration and Large T Antigen Expression: Evolving Paradigms in Human Oncogenesis. Am J Transplant. 2017. 17(6): 1674-1680.

[32] WONG G, TURNER RM, CHAPMAN JR, et al. Time on dialysis and cancer risk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13. 95(1): 114-21.

[33] WEBSTER AC, CRAIG JC, SIMPSON JM, et al. Identifying high risk groups and quantifying absolute risk of cance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 cohort study of 15,183 recipients. Am J Transplant. 2007. 7(9): 2140-51.

[34] MOCH H, CUBILLA AL, HUMPHREY PA, et al. The 2016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Urinary System and Male Genital Organs-Part A: Renal, Penile, and Testicular Tumours. Eur Urol. 2016. 70(1): 93-105.

[35] HUMPHREY PA, MOCH H, CUBILLA AL, et al. The 2016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Urinary System and Male Genital Organs-Part B: Prostate and Bladder Tumours. Eur Urol. 2016. 70(1): 106-119.

[36] BRIERLEY JD, GOSPODAROWICZ MK, WITTEKIND C. TNM classication of malignant tumours 8th edit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 Wiley Blackwell, 2016 .

[37] LAMM DL. Carcinoma in situ. Urol Clin North Am. 1992. 19(3): 499-508.

[38] COWAN NC. CT urography for hematuria. Nat Rev Urol. 2012. 9(4): 218-26.

[39] LI XB, XING NZ, WANG Y, et al.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Int J Urol. 2008. 15(1): 53-7.

[40] CHIANG YJ, CHU SH, LIU KL, et al. Silent urothelial cancer detected by sonography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 Proc. 2006. 38(7): 2084-5.

[41] STENZL A. Guidelines on Bladder Cancer Muscleinvasive and Metastatic.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2008 .

[42] ITO Y, KIKUCHI E, TANAKA N, et al. Preoperative hydronephrosis grade independently predicts worse patholog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nephroureterectomy for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J Urol. 2011. 185(5): 1621-6.

[43] NICOLAU C, BUNESCH L, PERI L, et al. Accuracy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n the detection of bladder cancer. Br J Radiol. 2011. 84(1008): 1091-9.

[44] DATTA SN, ALLEN GM, EVANS R, et al. Urinary tract ultrasonography in the evaluation of haematuria--a report of over 1,000 cases. Ann R Coll Surg Engl. 2002. 84(3): 203-5.

[45] ALTINBAS NK, GUNERTEM G. Urothelial Carcinoma Detected by Ultrasonography in a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 Exp Clin Transplant. 2019. 17(2): 259-262.

[46] VRTISKA TJ, HARTMAN RP, KOFLER JM, et al. Spatial resolution and radiation dose of a 64-MDCT scanner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CT urography protocols. AJR Am J Roentgenol. 2009. 192(4): 941-8.

[47] WANG LJ, WONG YC, HUANG CC, et al. Multidetector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urography is more accurate than excretory urography for diagnosing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of the upper urinary tract in adults with hematuria. J Urol. 2010. 183(1): 48-55.

[48] VERMA S, RAJESH A, PRASAD SR, et al. Urinary bladder cancer: role of MR imaging. Radiographics. 2012. 32(2): 371-87.

[49] HUANG L, KONG Q, LIU Z, et al.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R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T Staging of Bladder Cancer: A Meta-Analysis. Radiology. 2018. 286(2): 502-511.

[50] COSENTINO M, PALOU J, GAYA JM, et al. Upper urinary tract urothelial cell carcinoma: location as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concomitant bladder carcinoma. World J Urol. 2013. 31(1): 141-5.

[51] GUO RQ, HONG P, XIONG GY, et al. Impact of ureteroscopy before radical nephroureterectomy for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s on oncological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BJU Int. 2018. 121(2): 184-193.

[52] BRAUSI M, COLLETTE L, KURTH K, et al. Variability in the recurrence rate at first follow-up cystoscopy after TUR in stage Ta T1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a combined analysis of seven EORTC studies. Eur Urol. 2002. 41(5): 523-31.

[53] VOSKUILEN CS, SCHWEITZER D, JENSEN JB,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Lymph Node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Eur Urol Oncol. 2020. 3(1): 73-79.

[54] PRADERE B, SCHUETTFORT V, MORI K, et al. Management of de-novo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transplanted patients. Curr Opin Urol. 2020. 30(3): 467-474.

[55] YU J, LEE CU, KANG M, et al. Incidences and oncological outcomes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Cancer Manag Res. 2019. 11: 157-166.

[56] HUANG GL, LUO HL, CHEN YT, et al. Oncologic Outcomes of Post-Kidney Transplantation Superficial Urothelial Carcinoma. Transplant Proc. 2018. 50(4): 998-1000.

[57] EHDAIE B, STUKENBORG GJ, THEODORESCU D.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d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present with more advanced bladder cancer. J Urol. 2009. 182(4): 1482-7.

[58] PALAZZETTI A, BOSIO A, DALMASSO E, et al. De Novo Bladder Urothelial Neoplasm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ed Study. Urol Int. 2018. 100(2): 185-192.

[59] CHIEN CS, LUO HL, LING CS, et al. Upper urinary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behaviors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Taiwan. Int Urol Nephrol. 2016. 48(8): 1261-1265.

[60] RANASINGHE WK, SUH N, HUGHES PD. Survival Outcome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Renal Cell Carcinoma or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From the ANZDATA Database. Exp Clin Transplant. 2016. 14(2): 166-71.

[61] LI S, ZHANG J, TIAN Y, et al. De novo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in China. BMC Urol. 2023. 23(1): 23.

[62] HOU HJ, XIAO J, TIAN Y. Contralateral nephroureterectomy for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unilateral upper urinary tract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a report of 12 cases. Transplant Proc. 2013. 45(6): 2203-6.

[63] LUGHEZZANI G, SUN M, PERROTTE P, et al. Should bladder cuff excision remain the standard of care at nephroureterectomy in patients with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renal pelvi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Eur Urol. 2010. 57(6): 956-62.

[64] COLIN P, OUZZANE A, YATES DR, et al. Influence of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status after radical nephroureterectomy on upper urinary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survival. Ann Surg Oncol. 2012. 19(11): 3613-20.

[65] HERR HW, DONAT SM. Quality control in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urs. BJU Int. 2008. 102(9 Pt B): 1242-6.

[66] DIVRIK RT, SAHIN AF, YILDIRIM U, et al. Impact of routine second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n the long-term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pT1 urothelial carcinoma with respect to recurrence, progression rate, and 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a prospective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Eur Urol. 2010. 58(2): 185-90.

[67] SYLVESTER RJ, OOSTERLINCK W, HOLMANG S,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Trials Comparing a Single Immediate Instillation of Chemotherapy Afte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with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Alone in Patients with Stage pTa-pT1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Which Patients Benefit from the Instillation. Eur Urol. 2016. 69(2): 231-44.

[68] YOSSEPOWITCH O, EGGENER SE, BOCHNER BH,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intravesical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instillations in steroid treated and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J Urol. 2006. 176(2): 482-5.

[69] KAMAL MM, SOLIMAN SM, SHOKEIR AA, et al. Bladder carcinoma among live-donor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single-centre experience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JU Int. 2008. 101(1): 30-5.

[70] TOMASZEWSKI JJ, LARSON JA, SMALDONE MC, et al. Management of Bladder Cancer following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Adv Urol. 2011. 2011: 256985.

[71] PALOU J, ANGERRI O, SEGARRA J, et al. Intravesical bacillus Calmette-Guèrin for the treatment of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Transplantation. 2003. 76(10): 1514-6.

[72] MOSCHINI M, SHARMA V, DELL'OGLIO P, et al. Comparing long-term outcomes of primary and progressive carcinoma invading bladder muscle after radical cystectomy. BJU Int. 2016. 117(4): 604-10.

[73] 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2022版/黄健, 张旭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1, ISBN:978-7-03-073300-9 .

[74] MASTER VA, MENG MV, GROSSFELD GD, et al. Treatment and outcome of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in pat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J Urol. 2004. 171(3): 1085-8.

[75] MANASSERO F, DI PAOLA G, MOGOROVICH A, et al. Orthotopic bladder substitute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experience with Studer technique and literature review. Transpl Int. 2011. 24(9): 943-8.

[76] ISHIYAMA Y, YOSHIDA K, IIZUKA J, et al. Robot-Assisted Radical Cystectomy With Orthotopic Neobladder as a Urinary Diversion for a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 A Case Report. Transplant Proc. 2020. 52(2): 608-613.

[77] DEMIRDAG C, CITGEZ S, TALAT Z, et al. Management of Bladder Cancer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 Proc. 2017. 49(2): 293-296.

[78] 邱敏, 邓绍晖, 侯小飞, 等. 腹腔镜膀胱全切及回肠膀胱术治疗女性肾移植术后膀胱癌的可行性.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8. 50(5): 945-946,封3.

[79] 田野, 肖荆, 朱一辰, 等. 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肾移植术后并发尿路上皮癌的初步探讨. 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2014. (12): 780-783.

[80] ZHANG P, ZHANG XD, WANG Y, et al. Feasibility of pre- and postoperative gemcitabine-plus-cisplatin systemic chem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Transplant Proc. 2013. 45(9): 3293-7.

[81]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尿路上皮癌诊疗指南2023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 .

[82] KAO YL, OU YC, YANG CR, et al.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orld J Surg. 2003. 27(8): 912-6.

[83] ZHANG Q, MA R, LI Y, et al. Bilateral Nephroureterectomy Versus Unilateral Nephroureterectomy for Treating De Novo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 Comparison of Surgical and Oncological outcomes. Clin Med Insights Oncol. 2021. 15: 11795549211035541.

[84] 杨晓勇, 孙泽家, 王伟, 等. 单一体位经腹腔入路完全腹腔镜下治疗移植肾同侧自体上尿路上皮癌的临床研究.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23. 44(06): 354-359.

[85] 王伟, 徐岳, 任亮, 等. 经腹完全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对肾移植术后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疗效. 中华医学杂志. 2022. 102(44): 3532-3536.

[86] WANG ZP, WANG WY, ZHU YC,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for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Transplant Proc. 2016. 48(6): 2076-9.

[87] ZHU Y, XIAO J, GUO Y, et al. Chemotherapy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renal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Initial results from a single center. Mol Clin Oncol. 2015. 3(6): 1387-1391.

[88] ABDEL-WAHAB N, SAFA H, ABUDAYYEH A, et al. Checkpoint inhibitor therapy for cancer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an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an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Immunother Cancer. 2019. 7(1): 106.

[89] KDIG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care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 J Transplant. 2009. 9 Suppl 3: S1-155.

[90] GUBA M, GRAEB C, JAUCH KW, et al. Pro- and anti-cancer effects of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used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04. 77(12): 1777-82.

[91] LUAN FL, HOJO M, MALUCCIO M, et al. Rapamycin blocks tumor progression: unlinking immunosuppression from antitumor efficacy. Transplantation. 2002. 73(10): 1565-72.

[92] KAPOOR A. Malignancy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Drugs. 2008. 68 Suppl 1: 11-9.

[93] ZENG J, ZHONG Q, FENG X, et al. Conversion From Calcineurin Inhibitors to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Inhibitor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ront Immunol. 2021. 12: 663602.

[94] RODRIGUEZ FABA O, PALOU J, VILA REYES H, et al. Treatment options and predictive factors for recurrence and cancer-specific mortality in bladder cancer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 Actas Urol Esp. 2017. 41(10): 639-645.

[95] ELKENTAOUI H, ROBERT G, PASTICIER G, et al. Therapeutic management of de novo urological malignanc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the experience of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Urology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Bordeaux. Urology. 2010. 75(1): 126-32.

[96] 张健, 马麟麟, 解泽林, 等. 我国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总结分析.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4. 35(12): 6.

[97] HICKMAN LA, SAWINSKI D, GUZZO T, et al. Urologic malignancies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m J Transplant. 2018. 18(1): 13-22.

[98] KLEINCLAUSS F, THURET R, MUREZ T, et al. Urologic malignancies in renal transplant candidates and recipients. Prog Urol. 2016. 26(15): 1094-1113.

[99] SCHWARZ A, VATANDASLAR S, MERKEL S, et al.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acquired cystic kidney disease. Clin J Am Soc Nephrol. 2007. 2(4): 750-6.

[100] GOH A, VATHSALA A. Native renal cysts and dialysis duration are risk factors for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 J Transplant. 2011. 11(1): 86-92.

[101] RODRÍGUEZ FABA O, BREDA A, GAUSA L, et al. Villavicencio H. [De novo urologic tumors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Actas Urol Esp. 2015. 39(2): 122-7.

[102] OCHOA-LÓPEZ JM, GABILONDO-PLIEGO B, COLLURA-MERLIER S, et al. Incidence and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 of the genitourinary tract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t Braz J Urol. 2018. 44(5): 874-881.

[103] KARAMI S, YANIK EL, MOORE LE, et al. Risk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Among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Transplant. 2016. 16(12): 3479-3489.

[104] GIOCO R, CORONA D, AGODI A, et al. De Novo Cancer Incidence and Prognosi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 Single Center Analysis. Transplant Proc. 2019. 51(9): 2927-2930.

[105] XU C, GENG H, LI Y, et al. Incidence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afte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Urol. 2024. 24(1): 11.

[106] AU E, WONG G, CHAPMAN JR. Cancer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Nat Rev Nephrol. 2018. 14(8): 508-520.

[107] CHEUNG CY, TANG S. An update on cance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19. 34(6): 914-920.

[108] LAYMAN AB, ENGELS EA. Kidney and bladder cancers among people with AI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08. 48(3): 365-7.

[109] MOUDOUNI SM, LAKMICHI A, TLIGUI M, et al. Renal cell carcinoma of native kidne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BJU Int. 2006. 98(2): 298-302.

[110] DEFORTESCU G, CORNU JN, BÉJAR S, et 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n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the assessment of complex renal cysts: A prospective study. Int J Urol. 2017. 24(3): 184-189.

[111] BERTOLOTTO M, BUCCI S, VALENTINO M, et al.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for characterizing renal masses. Eur J Radiol. 2018. 105: 41-48.

[112] ZHOU L, TANG L, YANG T, et al. Comparison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with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complex cystic renal masses: a meta-analysis. Acta Radiol. 2018. 59(10): 1254-1263.

[113] KIM JH, SUN HY, HWANG J,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small renal masses in real practic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ccording to subjective radiologic interpretation. World J Surg Oncol. 2016. 14(1): 260.

[114] HALLSCHEIDT PJ, FINK C, HAFERKAMP A, et al. Preoperative staging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inferior vena cava thrombus using multidetector CT and MRI: prospective study with hist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J Comput Assist Tomogr. 2005. 29(1): 64-8.

[115] KDIG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care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 J Transplant. 2009. 9 Suppl 3: S1-155.

[116] WONG G, HOWARD K, WEBSTER AC, et al. Screening for renal cancer in recipients of kidney transplants.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11. 26(5): 1729-39.

[117] SUSON KD, SAUSVILLE JE, SENER A, et al. Native nephrectomy for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transplant recipients. Transplantation. 2011. 91(12): 1376-9.

[118] TSAUR I, OBERMÜLLER N, JONAS D, et al. De novo renal cell carcinoma of native and graft kidney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BJU Int. 2011. 108(2): 229-34.

[119] GOUJON A, VERHOEST G, SALLUSTO F, et al.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candidates fo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recipients of a kidney transplant: The French guidelines from CTAFU. Prog Urol. 2021. 31(1): 18-23.

[120] LJUNGBERG B, ALBIGES L, ABU-GHANEM Y, et al.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Guidelines on Renal Cell Carcinoma: The 2019 Update. Eur Urol. 2019. 75(5): 799-810.

[121] TILLOU X, GULERYUZ K, DOERFLER A, et al.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for De Novo kidney graft tumor: results from a multicenter national study. Am J Transplant. 2014. 14(9): 2120-5.

[122] HUBATSCH M, PETERS R, MAXEINER A, et al. Nephron Sparing Surgery in Renal Allograft in Recipients with de novo Renal Cell Carcinoma: Two Case Report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Urol Int. 2020. 104(11-12): 997-999.

[123] GRIFFITH JJ, AMIN KA, WAINGANKAR N, et al. Solid Renal Masses in Transplanted Allograft Kidneys: A Closer Look at the Epidemiology and Management. Am J Transplant. 2017. 17(11): 2775-2781.

[124] GULERYUZ K, DOERFLER A, CODAS R, et al. A national study of kidney graft tumor treatments: Toward ablative therapy. Surgery. 2016. 160(1): 237-244.

[125] PIANA A, ANDRAS I, DIANA P, et al. Small renal masses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Overview of clinical impact and management in donors and recipients. Asian J Urol. 2022. 9(3): 208-214.

[126] CIENFUEGOS-BELMONTE I, LEÓN-DUEÑAS E, PÉREZ-VALDIVIA MA, et al.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de novo renal carcinoma on kidney graft[J]. Actas Urol Esp, 2015,39(9):588-592.

[127] HEVIA V, BOISSIER R, RODRÍGUEZ-FABA Ó, et al. Management of Localised Prostate Cancer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from the EAU Guidelines on Renal Transplantation Panel. Eur Urol Focus. 2018. 4(2): 153-162.

[128] CARVALHO JA, NUNES P, DINIS PJ, et al. Prostate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ransplant Proc. 2017. 49(4): 809-812.

[129] CORMIER L, LECHEVALLIER E, BARROU B, et 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s in renal-transplant recipients. Transplantation. 2003. 75(2): 237-9.

[130] KLEINCLAUSS F, GIGANTE M, NEUZILLET Y, et al. Prostate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8. 23(7): 2374-80.

[131] KASISKE BL, SNYDER JJ, GILBERTSON DT, et al. Cance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J Transplant. 2004. 4(6): 905-13.

[132] KESSLER M, JAY N, MOLLE R, et al. Excess risk of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Transpl Int. 2006. 19(11): 908-14.

[133] BEYER B, MANDEL P, MICHL U, et al. Oncological, functional and perioperative outcomes in transplant patients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World J Urol. 2016. 34(8): 1101-5.

[134] BINSALEH 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in renal-transplant recipients. Int Urol Nephrol. 2012. 44(1): 149-55.

[135] SHERER BA, WARRIOR K, GODLEWSKI K, et al. Prostate cancer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Int Braz J Urol. 2017. 43(6): 1021-1032.

[136] WAMMACK R, DJAVAN B, REMZI M, et al. Morbidity of transrectal ultrasound-guided prostate needle biopsy in patients receiving immunosuppression. Urology. 2001. 58(6): 1004-7.

[137] ELKENTAOUI H, ROBERT G, PASTICIER G, et al. Therapeutic management of de novo urological malignanc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the experience of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Urology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Bordeaux. Urology. 2010. 75(1): 126-32.

[138] THOMAS AA, NGUYEN MM, GILL IS. Laparoscopic transperitoneal radical prostatectom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 review of three cases. Urology. 2008. 71(2): 205-8.

[139] JHAVERI JK, TAN GY, SCHERR DS, et al.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in the renal allograft transplant recipient. J Endourol. 2008. 22(11): 2475-9.

[140] SMITH DL, JELLISON FC, HELDT JP, et al. Robot-assisted radical prostatectomy in patients with previous renal transplantation. J Endourol. 2011. 25(10): 1643-7.

[141] POLCARI AJ, ALLEN JC, NUNEZ-NATERAS R, et al. Multicenter experience with robot-assisted radical prostatectom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Urology. 2012. 80(6): 1267-72.

[142] MOTTET N, BELLMUNT J, BOLLA M, et al. EAU-ESTRO-SIOG Guidelines on Prostate Cancer. Part 1: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Local Treatment with Curative Intent. Eur Urol. 2017. 71(4): 618-629.

[143] PETTENATI C, JANNOT AS, HUREL S, et al. Prostate cancer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results from a contemporary single center study. Clin Transplant. 2016. 30(8): 964-71.

[144] BEYDOUN N, BUCCI J, MALOUF D. Iodine-125 prostate seed brachytherap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 analysis of oncological outcomes and toxicity profile. J Contemp Brachytherapy. 2014. 6(1): 15-20.

[145] EUVRARD S, MORELON E, ROSTAING L, et al. Sirolimus and secondary skin-cancer prevention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N Engl J Med. 2012. 367(4): 329-39.

[146] ROUSSEAU B, GUILLEMIN A, DUVOUX C, et al. Optimal oncologic management and mTOR inhibitor introduction are safe and improve survival in kidney and liver allograft recipients with de novo carcinoma. Int J Cancer, 2019,144(4):886-896.

 

备案号:京ICP备11011505号-33 版权:北京美迪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An error has occurred. This application may no longer respond until reloaded. Re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