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报道 | 古都论道，智慧凝辉——第12届亚洲炎症性肠病组织年会盛大开幕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副组长、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梁洁教授和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副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沈骏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梁洁教授、沈骏教授主持】

AOCC 2024大会主席、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吴开春教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唐承薇教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副院长刘涛教授，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ECCO）候任主席、葡萄牙波尔图大学Fernando Magro教授，AOCC主席、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刘占举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樊代明教授分别致开幕辞。

莅临开幕式现场指导的专家有：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11届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旻湖教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10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杨云生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普利茨克医学院Russell D.Cohen教授、德国基尔大学医院Stefan Schreiber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Bo Shen教授，澳大利亚新西兰IBD联盟主席Jakob Begun教授，英国伦敦皇家医院Gareth Parkes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病理学系肖书渊教授，亚太胃肠病学协会主席和亚洲IBD教育网络主席、新加坡国立医院Choon Jin Ooi教授，日本IBD协会名誉主席Toshifumi Hibi教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院长Takanori Kanai教授，AOCC候任主席、日本Katsuyoshi Matsuoka教授，韩国KASID主席Tae Il Kim教授，韩国KASID科学委员会主任Byong Duk Ye教授，韩国江北三星医院IBD中心和消化道癌症中心主任Dong Il Park教授。

【吴开春教授致辞】

吴开春教授对全体参会者，特别是不远万里而来的国际友人们致以了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他表示，是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使AOCC 2024得以从计划成为现实，为大家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他还感谢了大会的主办方、承办方对AOCC 2024不遗余力的支持。

相比西方国家，亚洲目睹了IBD发病率和流行率更为迅速的上升。由于遗传背景、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亚洲IBD的管理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采取更先进、更全面的方法和策略来治疗和管理IBD。吴教授表示，在本届大会中，大家将通过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讨论临床治疗的最佳实践以及交流亚洲各国在IBD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应对炎症性肠病的挑战——恰如大会主题所言。“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本地区IBD诊断和治疗的标准化。我们将围绕IBD的病因、起源、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和患者管理等各个方面，展开丰富的学术报告和讨论。”

吴教授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和深入互动，我们将取得显著的学术进步，达成新的合作”。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为亚洲IBD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并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唐承薇教授致辞】

唐承薇教授代表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向所有参会嘉宾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唐教授表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成功有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此次AOCC 2024大会在西安成功召开，三要素齐备：“天时”：西安的天气刚好在会期这几天变得炎热，与会场学术交流的热烈氛围交相辉映；“地利”和“人和”：西安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有着对全国医生和海外医生都极富吸引力的领先的消化病学优势。

最后，唐教授对AOCC 2024的顺利召开表示了祝贺，并祝愿大家获得一段美妙的西安之旅。

【刘涛教授致辞】

刘涛副院长代表西京医院欢迎大家齐聚十三朝古都西安，并在致辞中介绍了西京医院和西京医院IBD中心的历史与成绩。西京医院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建院85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通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等措施，坚持不懈地建设，在多器官移植和数字医疗方面建立了显著优势。西京IBD中心是中国最大的IBD中心之一，也是我国西北地区领先的IBD中心。在吴开春教授、梁洁教授等的领导下，西京IBD中心为患者提供了专业、全面、前沿的诊疗服务，并且主持了多项国际和国内的临床试验，为IBD领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AOCC是IBD领域的高水平会议，它不仅展示了我们当前努力的成绩，也指引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自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将在大会上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创新的治疗方法。在致辞的最后，刘副院长再次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面对IBD的挑战，为患者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Magro教授致辞】

Fernando Magro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他很高兴也很荣幸代表ECCO来到AOCC 2024现场。IBD已经不再局限在亚洲、欧洲或美国当地，而是全球性的负担和挑战。因此他呼吁大家，无论来自哪个地区的人们都要携起手来，一起推进我们学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最终提高对患者的关爱水平。

【刘占举教授致辞】

刘占举教授欣喜地向大家介绍，本届大会的学术交流形式多样，将为大家提供大量的深入对话和探讨机会，方便大家共同探索IBD的诊断和治疗。他回忆到，过去IBD在中国还很少见，但近年来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明显升高，其疾病过程迁延反复，不仅折磨着患者，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IBD。

近几年来，亚洲国家在IBD的基础和临床领域取得了大量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基因特征到风险评估和诊断，再到生物标志物和精准治疗，这些研究对全球IBD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刘教授还表达了对大家精诚合作、共同抗击IBD的希望，并祝愿大家不虚此行。

【樊代明院士致辞】

樊代明院士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本次盛会迎来了全球各地近千名代表，大家共同探索IBD领域的最新突破和挑战。樊院士表示，他相信，“第12届AOCC年会将是一次丰富的知识体验，将为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提供无与伦比的机会，让他们相互联系、相互协作，为IBD患者的美好未来铺平道路”。最后，樊院士再次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也为开幕式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Fernando Magro教授、Russell D.Cohen教授和Stefan Schreiber围绕IBD的早年危险因素、自然史和老年IBD的特殊性带来了精彩的演讲。另有两位来自日本的学者分别报告了他们荣膺“最佳摘要”的研究结果。吴开春教授和陈旻湖教授联袂主持。

【陈旻湖教授、吴开春教授主持】

【Fernando Magro教授讲课】

生命早期一般是指出生前至5岁，这是免疫系统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些暴露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发育，从而影响终生的疾病状态，例如增加IBD等免疫介导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了解IBD生命早期的危险因素对于我们认识IBD和预防IBD有着重要的意义。

IBD生命早期的危险因素可分为三类：母亲孕期因素、围生期因素和婴幼儿期因素。Magro教授列举了大量研究数据来说明它们与IBD的可能关系。

孕期因素：孕期吸烟显著增加后代IBD风险；宫内抗生素暴露与后代发生IBD有关；生产方式（自然分娩vs剖腹产）不影响IBD风险。

围生期因素：母乳喂养对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均有保护作用，并且是以时间依赖的方式，即哺乳时间延长则风险降低；高龄产妇、孕期疾病、出生体重、妊娠相关并发症等与IBD无显著联系。

婴幼儿期因素：5岁前口服抗生素暴露与儿童IBD的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CD；早年甲苯咪唑暴露增加成年发作的UC风险；其他环境因素，如体育活动、富含鱼和蔬菜的饮食等对CD、UC均有保护作用，相反，富含肉类的饮食、超重、含糖饮料的摄入，以及空气污染、重金属暴露、绿地空间不足等都会增加IBD的风险。

但Magro教授指出，尽管当前发现了很多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但多数研究均为观察性设计，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残余混杂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某些暴露是关联发生的。未来需要开展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分析和基于人体的机制研究来阐明现在看到的这些特定联系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

【Russell D. Cohen教授讲课】

理论上，在IBD以及IBD管理上，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重要的“区别”：基因、疾病表型、医疗系统、住院、手术、结肠癌风险和死亡率。但究竟区别有多大，大家并不完全清楚。Cohen教授分别进行了介绍。

当前，全球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都呈现出增加趋势，西方国家的IBD发病率更高，但东方国家的发病率处于更快的增长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流行阶段，例如发展中国家处于萌芽阶段，仅出现零星的IBD病例；中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处于发病加速期，发病率增加但患病率仍较低；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处于患病加速期，发病率趋于稳定而患病率急速上升，可能将在21世纪50年代进入平衡期。

UC方面，在疾病表型和进展上，东西方国家是相似的，即均以全结肠炎和左半结肠炎为主；从发病趋势上看，东西方国家的发病率均未下降；在住院率和结肠切除率方面，东方国家低于西方国家，但二者均呈下降趋势；结直肠癌发病率方面，东方国家数据不足，西方国家标化发病率比值为2.4，相对风险（RR）有下降趋势；死亡率方面，东方国家数据不足，西方国家的标化死亡率比值为1.1，风险比（HR）有下降趋势。

CD方面，在疾病表型和进展上，东西方国家相似；从发病趋势上看，东方国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西方国家结论不一；在住院率和结肠切除率方面，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相似或略低，二者均呈下降趋势；结直肠癌发病率方面，东方国家数据不足，西方国家标化发病率比值为1.9，RR未见下降；死亡率方面，东方国家数据不足，西方国家的标化死亡率比值为1.39，HR未见下降。

总体而言，在东方国家，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仍然较低，但增长迅速，南亚和东亚地区更高，预计将以高于西方化国家的速度持续增长。东方IBD患者的结肠切除率、住院率和疾病进展率在目前低于西方IBD患者。Cohen教授提醒大家，IBD过去被认为是“西方”病，当这些“西方”病出现在东方国家时，要注意伴随而来的相似的挑战和管理进展。

【Stefan Schreiber教授讲课】

医学界在过去认为IBD主要见于中青年人，但Schreiber教授指出，这个观点现在要更新了。同时，老年IBD的管理还存在很多挑战。关于老年IBD的特点，Schreiber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

老年IBD比过去认为的要多。数据显示，10%~15%的IBD病例年龄＞60岁，每20个CD患者和每8名UC患者中就各有1名老年人。

IBD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消失。老年IBD相对不容易复发，术后复发也不多见；UC首次发作通常更重，手术治疗可能性更大；CD患者急腹症多见；有IBD家族史的可能性低；结肠受累更多见，整体上手术风险小；进展风险小；瘘管形成不多见。但老年IBD中侵袭性的表型仍可能发生，约25%的病例在诊断20年后仍表现为活动性病变。

IBD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研究显示，老年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还有研究显示，年龄是IBD住院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诊断上，需要进行更多鉴别诊断：如缺血性结肠炎、感染性结肠炎、复杂性憩室病和憩室病相关性节段性结肠炎（SCAD）、药物相关结肠炎、显微镜下结肠炎、放射性结肠炎和肿瘤等。

治疗上选择有限，应仔细平衡获益和风险：老年人对靶向治疗的应答可能随年龄增长而有变化，但仅有少量数据，肿瘤坏死因子（TNF）原发无应答比例更高；在暴露于免疫抑制剂后，老年人有特殊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例如口服免疫抑制剂与淋巴瘤、非黑色素瘤性皮肤癌和全身恶性肿瘤间有明确的联系；额外的感染、深静脉血栓、营养不良等风险增加；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更高，在给老年人开具任何IBD药物前，医师均要检查药物的相互作用。因此，用药前需仔细评估，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如预防性抗凝、肿瘤筛查、早期感染监测等，以降低相关风险。